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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交往的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啊？ ”“推土机”问马丁·贝克，“她先是在庭讯进行之间嘲笑我，现在又站在那里跟‘压路机’聊天。每个人都知道‘压路机’的口臭可以把五十码外的长臂猿熏倒。”
“都是些好女人，”马丁·贝克回答，“或者说，这位是个好女人。”
“噢，你又结婚了？ 我也是，这样生活多点儿乐趣。”
雷亚走向他们俩。
“雷亚，”马丁·贝克说，“这位是资深检察官奥尔松先生。”
“我想也是。”
“大家部叫他‘推土机’，”马丁·贝克说完，转向奥尔松。
“我想你这起案子不太顺利。”
“没错，已经垮了一半，”“推土机”说，“不过另外一半会固守到底。要不要赌一瓶威士忌？ ”
这时重新开庭的宣告传来，“推土机”匆匆走进法庭。
辩护律师传唤下一个证人上来，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一位年约五十、全身晒成古铜色的女人。
“压路机”一直在整理文件，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要的资料。
他说：
“瑞贝卡在学校的表现并不好。她因为分数太低升不上中学，十六岁的时候就休学了。不过，她是不是所有的科目都一一样糟呢？ ”
“她在我教的科目上表现就很好，”证人说，“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瑞贝卡很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在蔬菜和天然食品方面。她知道我们目前的饮食很有问题，超市出售的食品或多或少都受到污染。瑞贝卡很早就体会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她自己种菜，看到有野生植物时也会采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腰上总是带着一把园艺刀。我跟瑞贝卡聊过许多。”
“聊有机萝卜？ ”“压路机”打了个哈欠。
“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不过我想说的是，瑞贝卡是个健全的孩子，她受的教育或许有限，不过那是她理性选择的结果。她不想让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东西造成大脑的负担。她唯一有兴趣的事情是拯救自然环境，以免它被破坏殆尽。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只觉得这个社会非常难以理解，领导者不是罪犯就是疯予。”
“没有问题了。”“压路机”说。
他显得意兴阑珊，仿佛除了回家外什么都没兴趣。
“我对那把刀有兴趣。”
“推土机”一面说，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走到法官桌前，拿起那把_ 刀。
“这是一把普通的园艺用刀，”希娣玛莉·魏伦说，“就是她一向在用的那种。谁都看得出来，刀柄都磨旧了，刀刃也用过很多次。”
“话说回来，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推土机”说。
“我完全不同意。我都不会用那把刀子去杀一只麻雀。瑞贝卡跟我一样反对暴力。她不明白怎么会发生暴力，她连打别人一个耳光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话说回来，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推土机”
说，一面挥舞着刀。
不过他自己似乎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信，虽然他对证人微笑着，却也不得不用尽所有的宽容，才能以他那远近驰名的幽默感承受住她下面说的那句话。
“那表示你这人不是居心恶毒就是智力有问题，”证人说，
“你抽烟吗？ 喝酒吗？ ”
“我没问题了。”“推土机”说。
“讯问结束，”法官说，“在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和最终答辩之前，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 ”
布莱钦步履维艰地走向法官桌前，一面咂着嘴唇。
“所谓被告人格评估报告不外是照本宣科而已，它的目的只是让写报告的人赚五十克朗的报酬。因此，我想——也希望其他有责任感的人支持我——问瑞贝卡本人几个问题。”
他第一次转身面向被告。
“瑞典国王叫什么名字？ ”
连“推土机”都面露惊讶。
“我不知道，”瑞贝卡·林德说，“我一定要知道吗？ ”
“不必，”“压路机”说，“你不必知道。你知道我国首相的名字吗？ ”
“不知道。首相是什么人？ ”
“他是政府的行政首长，也是我国政治人物的龙头。”
“那他就是坏人，”瑞贝卡·林德说，“我知道瑞典在斯科讷省的巴撤巴可设立了一个原子能发电厂，距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只有二十五公里。他们说环境遭到破坏都是政府的错。”
“瑞贝卡，”“推土机”说，口气和善。“你连首相的名字都
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原子能发电厂这种事？ “
“我的朋友都会谈这种事情，不过他们对政治没兴趣。”
“压路机”给大家时间会过意来，接着才开口说道：
“在你去见那位银行主管之前——他的名字很不幸我忘了，
说不定永远也记不得了——你可曾去过银行？ “
“没有，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 ”
“去干什么？ 银行是有钱人去的，我和我的朋友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可是你终究还是去了，”“压路机”说，“为什么？ ”
“因为我要用钱。我有个朋友说，你可以找银行去借钱，所以当那个奇怪的银行经理说这里有银行是由人民所拥有时，我就想，大概可以从那里拿到一点儿钱。”
“当你去PK银行时，你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他们手里借到钱？ ”
“是的，可是我很惊讶，借钱怎么这么容易？ 我根本还没来得及说我需要多少钱。”
“推土机”现在已看出辩方采取的策略，连忙插手阻拦。
“瑞贝卡，”他说，笑容挂在脸上，“有些事情我怎么也想不通。今日的大众传播如此普遍，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最简单的社会现状？ ”
“你的社会又不是我的。”瑞贝卡… 林德回答。
“你错了，瑞贝卡，”“推土机”说，“我们都住在这个国家，它的好坏你我都有责任。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报道，而且完全不知道报上写些什么。”
“我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而且我看报只看星座运势。”
“可是你受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不是吗？ ”
“学校只教给我们一堆无用的垃圾，我根本没听进去。”
“可是，钱，”“推土机”说，“钱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
“我没兴趣。”
“那你哪里来的钱过日子？ ”
“福利救济金，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的钱很少。”
法官接着念出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内容并不像布莱钦料想的那么无趣。
瑞贝卡·林德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成长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家小建筑公司的营业处经理，家庭环境良好，可是瑞贝卡很早就开始反抗父母，这股反抗精神在十六岁时到达高潮。她对上学毫无兴趣，初中读完就休学了。她的老师都认为她的知识贫乏得惊人，虽然智力不差，她的心态却很怪异，与现实严重脱节。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兴趣工作。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在家的日子越来越难捱，她就搬了出去。她父亲被调查员找去问话时，还说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她还有其他不那么令他们失望的兄弟姊妹。
最开始她住在一问乡下小屋，这是她向一个朋友以一笔类似永久性的贷款租来的，后来她又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租到一间不供应热水的小套房。一九七三年年初，她遇到一个叫做吉姆．阿斯圭的美国逃兵，随即搬去和他同居。不久瑞贝卡就怀孕了，在自己的意愿下，一九七四年一月生下了女儿卡米拉。柯斯圭想工作，可是一个也找不到，因为他蓄长发，又是个外国人。他在瑞典这几年唯一做过的工作，是某年夏天在往来芬兰的渡轮上当了两个星期的洗碗工。而且，他很渴望回美国去。他有工作经验，认为自己一旦回到故乡，替自己和家人安排个出路应该不成问题。
二月初的时候，柯斯圭主动和美国大使馆联络，说他自愿归国，条件是政府要给他若干保证。他们因为急着要他回国，答应他只会给他形式上的惩罚。
柯斯圭于二月十二日飞回美国。由于男友的父母答应出钱接济她，瑞贝卡本想三月份就可以去，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柯斯圭却没有只言片语捎来。她去社会福利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柯斯圭是外国人，他们也无能为力。瑞贝卡于是决定靠一己之力飞去美国，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筹措旅费，她转而求助银行，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
人格评估报告基本上有利于被告。它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