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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心里不禁躁动起来，他想：“这还真可能是一个机会，他妈的老子就不相信会我会一辈子都在这儿砍猪肉，挣他妈的饿不死吃不饱的一点稀饭钱！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还从此翻身了。我就不信我连那个狗屎做的钢鞭——文（闻）也文不得，武（舞）也武不得的小狗娃都比不上。俗话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干！”
就这样，关玉贵回家去给家人一说，第二天就到厂部办了留职停薪手续。
10。…第九章
故事讲到这里，就在关玉贵到厂部去办留职停薪手续准备下海的时候，我们故事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开始登场了。
接过自学考试成绩通知单，刘宏超的手激动的有些发抖。两年啦，整整两年啊，终于通过了全部课目的考试，自己终于拿到文凭了，自己也终于算是一个“大”学生了。
这两年，为了拿这样一张纸，为了拿能够证明自己的这张纸，吃过的苦头只有自己才知道。有许多人为了拿这张纸是脱产去学习，并且还有人辅导、指点，就是所谓的不脱产学习，也是堂而皇之的在上班时间看书、学习，这些人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因人设岗的工作，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是吃“安胎”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学习条件，多数人三、五年都还往往拿不到文凭。而刘宏超是在完全没有脱产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脱产学习，而且还一边学习一边为工厂解决了大量实际的生产技术问题，学习的环境是在生产车间那震耳欲聋的高分贝的机器轰鸣声中完成的，在付出掉了一半的头发后终于以最短的时间取得了文凭。个中的辛苦只有刘宏超自己最清楚。
人们常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是“砍竹子遇到节节”的一代人，共和国的什么困难关口都让他们遇上了。他们这一代人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粮食关（三年自然灾害），许多人营养不良，影响了发育；在应该上学读书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们停课闹起了革命，中断了学业，然后在他们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又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在应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他们正一无所有地从农村返回城里，为能找到一个可以在城市里立足的工作、一个能够栖身的窝而到处奔波，到处去低声下气地求人；当文凭又再度吃香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除了绕了一大圈好不容易争回来了一个城市户口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没有工作、当然更没有票子，好多人甚至连小学文凭都拿不出来，枉自当了那么多年的“知识青年”！刘宏超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刘宏超是67级的初中生，他们的那几个年级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刘宏超他们刚勉勉强强读完了初中的两年课程。1969年初就作为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当了农民。几年后，命运比许多知识青年要好一些的刘宏超进了工厂，成了一名钳工。不过，在那个知识贬值的年代刘宏超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荒废时光，而是像一张吸墨纸一样贪婪地吮吸着一切印有文字的东西，从刚刚重新开放的没有多少书籍的图书馆到民间私藏的“旧书”，无一不成了他涉猎的对象。虽然他真正的文化水平和实际能力远远不止档案登记的那样是“初中肄业”，但没有“毕业证”的他是不可能得到与有毕业证的人同样的待遇和机会的。
刘宏超在工厂里以他的实际能力最终官至“车间主任”，他最辉煌的时候是统领全厂的生产。刘宏超这一代人深受建国以来的正统教育，以雷锋、王铁人、焦裕禄为学习榜样，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干部应该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干部，干部，先干一步”是正确的，是天经地义的，是共产党的好作风（虽然刘宏超不是并且一直都不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他当“官”期间他也努力向共产党所提倡的这些榜样们学习，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先干一步，并且从不多拿多占。因此，工厂的工人们对他是十分的服气。到后来，工厂的分配制度不公，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开始大挖工厂的墙角，这些干部明目张胆地多吃多占，什么事情都是先为干部自己着想，想方设法让工厂的国有资产流失到自己的腰包里，成了工厂里“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工人们在有怨气的情况下当然也不愿意干活，在其他的干部叫不动工人时，也只有刘宏超才能勉强叫得动工人们干活。然而，这并非是长久之计，国有工厂的种种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大，终于有一天刘宏超与工厂领导对就怎样管理工厂的问题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很有脾气的刘宏超当场提出辞职。然而，没有干部资格，没有文凭，虽然说当了好几年工厂的“中层领导”，把生产抓的是红红火火，成绩斐然，但身份却仍然是工人编制，属于“以工代干”，所以刘宏超只好回生产车间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深谙中国身份问题弊病的刘宏超痛定思痛，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都在说“要重实际能力，而不是只重文凭”，但现实生活中你如果是没有那么一张纸，别人是不会承认你的，在许多情况下，命运就悬浮在那么一张不足十克重的纸上。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而且，在中国，身份是区别一个人在社会上处在什么地位，处在什么利益圈子里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比如说，干部与工人的地位就有天壤之别，特别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也就是公务员们，他们的待遇与普通工人就完全是两回事。又再比如，城市人与农村人他们的身份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农村人享受不到城市人可以享受的种种福利和待遇，就连在同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后获得的赔偿，城市人也要比农村人多上好几倍！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同命不同价”。说是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如果是省管干部或者中央管干部，下级机关或者平级机关要想侦查或者处理他，那是一定要有权管他的那一级点头才行。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为地划分很多级别和身份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待遇和作用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绝不允许你随便僭越的。
终于考完了所有的课程，拿到了毕业证书，虽然这只是一张“自考”文凭，这种文凭在有些人看来没有那些名牌大学的文凭吃香。但刘宏超知道，这是自己用了超乎常人想象的努力才得到的，可以说是用了上名牌大学至少同样多的努力才得到的。如果再加上自己的实际能力，不一定就比那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差，刘宏超有这个信心。
刘宏超在有了文凭这块“敲门砖”之后，一鼓作气又在拿到自考文凭的当年通过了当时有所谓天下第一考的“律师资格考试”。那时，刘宏超所在的那座工厂已经颓态毕现，在前几年本来红红火火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的国有老厂，在一些人的折腾下江河日下，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就快要发不出工资了，工人们是人心涣散，大家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寻找自己的出路。就在关玉贵办理停薪留职准备下海去实现他的发财梦的时候，刘宏超在拿着律师资格证书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应聘去了。
11。…第十章
一个戴眼镜的40多岁的男老师手拿着一个巨大的教学用的直角三角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他那瘦瘦的有些佝偻的后背被早上初升的阳光照的一片金色。三角形画好后，男老师又仔细地在三角形旁写下了几个大字：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三条直角边之间的关系。
在男老师专心的在黑板上画三角形的时候，教室里的学生们却没有几个人认真看书或者看黑板，他们有的在叽叽喳喳的说着什么，有的在互相打打闹闹，有的爬在座位上看在书摊上买来的卡通书，还有几个正在传递着纸条，而坐在教室最后面的两个女生正在互相展示花花绿绿的廉价首饰。
那个高一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女生对另一个稍矮一点的但是却发育得与她的年龄有些不相当的女生说：“曾妹儿，今天中午你陪我去吃火锅嘛，有人中午要请我，你去不去？瓜娃子才不去。”她还没有等矮一点的女生回答就已经替她回答了。
矮一点的女生有些犹豫：“我老汉病了，可能走不脱。孙倩倩，要不今天你自己去嘛，二天我再陪你去。”被称为曾妹儿的女生玩弄着手上的一串彩色的手链回答。
“请我吃火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