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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的砝码。赵成走后，金局长不禁高兴地哼起歌来了。
赵成把刑拘武梅的手续办好后立即来到了刑警队长朱建国的办公室。赵成有些歉意地对朱建国说：“本来是想先向你汇报，但刚才我一回来就碰见了金局长，他把我叫去了，所以我就只好先向金局长汇报了。”
“向金局长汇报是对的嘛，金局长是专案组的组长，又是我们刑警队的老前辈。没得啥子问题，没得啥子。”朱建国的脸上没有显示出什么不高兴。
赵成很快就把他的调查结果向朱建国汇报完了，赵成伸了个懒腰说道：“昨天晚上忙了整整一夜，现在瞌睡硬是来蹬了。”说完又大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你辛苦了，你现在先回去睡觉，后边的事情我来安排。你就不远再操心了。”朱建国把赵成打发走了。
朱建国一看赵成带回来的武梅的照片就知道问题来了，就是她，就是她。这个叫武梅的女人就是那个“忘情鸟夜总会”里的三陪小姐“香香”。这个武梅不仅与自己在“忘情鸟夜总会”有过多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且她还知道自己与那些老板们的许多肮脏交易，尤其令朱队长担忧的是这个武梅也知道金局长的许多事情，她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金局长，但那些老板们在这些三陪小姐的面前谈论金局长时是从不避讳的。如果她一旦把那些事情抖露出去，他和金局长都会吃不了兜着走。好在这个事情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应该是只有赵成一个人知道，只要他不说出去，这件事情就掩盖了一半。怎么办呢？朱建国心里盘算着，权衡着利弊。朱建国猛吸了一口烟，喃喃地说：“这件事情看来必须向金局长说了。金局长如果不帮忙是摆不平的。”他使劲把门关上向金局长的办公室走去。
朱建国敲了敲金局长的门，还没有等金局长叫进来就推门进去了，进门后朱建国立刻反锁上门，有些鬼鬼祟祟地走到金局长的桌前。
“你搞啥子名堂哟？那么贼眉贼眼的？快点坐下来说。”金局长放下手中的文件，为朱建国破坏了自己的好心情有点不高兴。
“唉，唉，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唉，唉，事情有些糟糕，可能要出问题。”朱建国吞吞吐吐地开始了他的讲话。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朱建国啥子时候学会了这个样子说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快说。”金局长有些不满意。
朱建国鼓起勇气把他与那个嫌疑人武梅的关系以及这个武梅了解他及金局长的许多事情都告诉了金局长，他还担心地说如果这个武梅把他们的这些事情说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金局长听了朱建国说的话以后不禁大吃一惊，心想：“他妈的哪有那么巧的事情？真他妈的闯到鬼了！自己到那些地方去潇洒都是小心又小心的，从不到自己辖区的那类场所去。嗨，还是没有跑得脱。真他妈闯鬼了！咋个办？咋个办？不行，这个事情决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了，事情只能是到此为止。要不然自己多年的心血就泡汤了，这么多年来自己辛辛苦苦，吃苦受累，负了那么多次伤，现在身体里都还有没有取出来的弹片，自己好不容易才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名誉有了，房子、车子、家庭，这一切的一切，如果让这个女人把事情一捅出去，纪委、检察院只要一找上门，自己的那些事情随便抖一两件出来都要弄进去，那就啥子都完了，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还有，没得办法，这个朱建国当然只有保，我干的事情他龟儿子基本上都晓得，保住了他也就是保住了我。好在现在知道武梅这个女人的人还不多，事情还在可以掌控之中。”金局长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然后又走到窗前看看楼下那些进进出出分局办公大楼的人们，他从窗口望着楼对面跟他的办公室处于一层楼的局纪检委办公室窗口，像是在权衡着什么，他的的大脑在迅速的转动着，思考着对策。
“这件事情除了赵成还有那些人知道？赵成现在在干什么？”
“没有了，只是法制科的人已经开好刑拘票了，他们也应该晓得要刑拘武梅。不过，我已经安排赵成回去休息，叫他明天再来上班。我还叫他不要把这个事情跟任何人说。”朱建国转动着他的小眼睛说。
“法制科那边还不要紧，他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赵成你安排的很好。”金局长把他手中的一支铅笔啪的一声折断，下决心似的说：“现在是箭在弦上，武梅不抓是不行了，好在知道具体情况的人还不多，先还是把这个武梅抓进来再说。抓进来后你亲自审她，你配一个你信得过的人陪到你审。咋个审不用我教你了嘛？反正总的一个原则，不要她乱说，最好是啥子都不说。注意，再不要其他人接触这个武梅了，审的内容也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懂不懂？”
“那，那。赵成明天上班来了咋个办呢？他是晓得这件事情的哦。”朱建国还是有些担心。
金局长沉思了一会儿：“不要紧，明天他来上班就安排他上那件盗窃汽车的案子，安排他马上带队到青海去追赃。”金局长胸有成竹地安排到。
“好，那就这样，我马上就去执行。这次全靠金局了。”朱建国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31。…第三十章
金守一副局长今年已经四十好几岁了，他干公安工作也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1970年代末他还在一个小学当教师，他本以为他的这一生就会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默默度过，为培养那些可爱的祖国花朵贡献毕生的精力，就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的那个瓦尔瓦拉诺芙娜一样，虽然并不富裕，虽然并不轰轰烈烈，而且还总是默默无闻，但是却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到了年老的时候，自己以前教过的学生全都齐聚到身边，为自己献上鲜花，献上爱，啊，那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浪漫。不过，命运不会总是与年轻人的理想重合，谁也不敢说他能百分之百掌握自己的命运。命运与理想有时候会发生交叉，有时候会发生偏离，有时候甚至会背道而驰。金守一的命运就是在某位高层领导讲了一句话以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的公检法机关也亟待恢复。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惯例，公检法机关的人员除了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和部队转业而来的以外，主要就是从工厂里抽调优秀的工人充实，而绝少从教师，特别是在职教师中抽调。然而，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金守一本来是决心要在小学战线上当一辈子教书育人的教师，却没有想到领导一句“公检法机关不要再从工人里抽调人员充实”的指示让金守一有机会转行成了一名公安人员，不过，教育战线上却少了一名很可能是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
金守一当上警察以后，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淳朴的年轻人干什么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他像一块海绵一样贪婪地从老同志那里和书本上吸取着新的知识。金守一从最基层的派出所民警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好成绩，不但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更是得到了辖区老百姓的好评。如果不是1980年代初的一件让上级刑警大队侦查员们都有些头疼的杀人案被金守一破获，他说不定还会一直在那个小小的派出所当警察，最多也就可能当个派出所长，不会有今天的如此辉煌。
那个杀人案发生在金守一他们派出所辖区一处公园的假山上。一天清晨，公园管理员打扫清洁时在假山上的一个石凳旁发现了一具尸体，惊恐的公园管理员马上报了案。死者是被人从背后用钝器击中后脑致死的，警方在尸体旁只发现了一小撮烧掉后的纸的灰烬和一块断了表带的上海牌手表，表已经摔坏了，表上的时间停留在8点52分。死者手腕上戴的手表和身上的东西都还在，尤其是他的钱包里还有100多块钱原封未动，其余就没有再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显然，那块摔坏的手表应该是凶手的。倒是很快就查明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姓谭，是外省来省城做生意的人，常住在金守一他们派出所辖区。姓谭的与金守一打过多次交道，这个人是那种很随和，很容易打交道，人们称之为‘自来熟’的那种人。金守一与他见过多次面，所以并不陌生。
发生这种故意杀人案，当然应该由刑警队来侦破。分局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组长由当时分局的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