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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会这样推断？ ”
“呃，你要知道，那里有些电话亭仍贴着旧公告，上面有发生火情时打到我们那里的专线号码。但是现在都是教人打到斯德哥尔摩报警中心的紧急电话。”
拉尔森点点头，把这点记下来。
“当时，我重复了一遍住址，然后问他：‘是在城里吗？ 我是说，在河岸村城吗？ ’然后我就要问他名字等等的。”
“但是你没有？ ”
“没有。他只说：‘是的。’就把电话挂了，仿佛他很匆忙似的。不过通常打电话来报火警的人都很慌张。”
“他打断了你的话？ ”
“对，我想我连‘河岸村城’都还没说出口就被打断了。”
“没说出口？ ”
“呃，我是把话说完了。但他中途就插进来，说‘是的’，然后挂上听筒。所以我想他根本没听到。”
“你知不知道，同一个时间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同样的住址有一场火灾？ ”
“不知道。当时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场大火，我是十或十二分钟后接到报警中心通知的。不过那是在盾牌街。”她用犀利的眼光看着他说，“嘿，你不是那个把所有的人救出火场的家伙吗？ ”
他没有回答，停了一会儿后，她说：
“没错，就是你，我看过你的相片。但我不知道你块头有这么大。”
“你的记性显然很好。”
“我一知道那是假火警后就试着回想并记住那段对话，因为事后警方通常都会想要知道。我是说外地的警察。但这次他们并没有询问。”
这人皱起眉头，他皱眉挺好看的。她将右臀稍稍往上抬，同时弯膝，提起脚后跟。她有双美腿，现在这双腿更是晒成美丽的麦色。
“关于那个人，你还记得什么？ ”
“他不是瑞典人。”
“是外国人吗？ ”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锐利的眼光盯着她。
真讨厌！ 她竟然穿着拖鞋！ 她的脚很好看，她很清楚这一点，而脚有时是很有吸引力的。
“是的，”她说，“他有很重的外国腔。”
“什么样的腔调？ ”
“不是德国腔，也不是芬兰腔，”她说，“当然也不是挪威或丹麦。”
“你怎么知道？ ”
“芬兰腔我一听就知道了，我曾经……跟一个德国人订过婚。”
“那他的瑞典话说得很糟糕吗？ ”
“不，一点儿也不。我听得懂他说的话，而且他说的又快又溜。”
她皱着眉回想。这样的表情应该很迷人的。
“他也不会是西班牙人或是英国人。”
“美国人吗？ ”这人提醒道。
“当然不是。”
“你为什么那么确定？ ”
“我认得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许多外国人，”她说，“而且我每年至少去南边度假两次。总之，英国人和美国人从来不学瑞典话。也许他是法国人，也有可能是意大利人。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是法国人。”
“不过，这纯是猜测而已，对不对？ ”
“呃——譬如说，他说‘浩兹’。”
“浩兹？ ”
“对，甚至是‘奥兹’，因为我几乎听不到最前面那个‘h ’的音。他把房子说成‘奥兹’而不是‘浩斯’。”
他低头看看他的笔记，说：
“让我们逐字核对一下。起先他说‘环路三十七号的房子着火’？ ”
“不，他说的是‘环路三十七号房子着火，底楼。’而且他把房子说成‘奥兹’，七说成‘接本’。我觉得那很像法国腔——”
“你也跟法国人订过婚吗？ ”
“呃，我认得一些……我有一些法国朋友。”
“他的‘是的’是怎么发音的？ ”
“那个‘e ’发成开口音，像斯科讷人的发音。”
“我们会再跟你联络，”他说，“你是最棒的一个。”
“那你要不要——”
“我指的是记忆力，再见。”
“奥洛夫松有没有可能说瑞典话语带着法国腔，把房子说成‘奥兹’，把七说成‘接本’？ ”次日，当大家都聚在国王岛警察局时，拉尔森问道。
其他人都带着问号看他。
“还把一楼说成底楼？ ”
没人回答，贡瓦尔也沉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他转向马丁·贝克，说：
“瓦斯贝加那边那个叫沙鸡的小鬼——”
“斯卡基。”
“对，就是他。可以用吗？ ”
“看用在什么地方。”
“他能不能到河岸村城去查看昕有的电话亭？ ”
“不能叫那边的警察去查吗？ ”
“门儿都没有。不行，要那个小子过去。他可以带张地图，标出仍贴有河岸村城消防队电话号码的旧通告的公共电话亭。”
“你能不能解释得更详细些？ ”
贡瓦尔解释了一遍。马丁·贝克手握着下巴沉思。
“真是神秘。”勒恩说。
“什么很神秘？ ”哈马尔怒气冲冲地走进来，科里贝尔跟在他后面。
“所有的事。”勒恩沮丧地回答。
“贡瓦尔，有人告你玩忽职守。”哈马尔对着他摇晃一份文件。
“谁？ ”
“索尔纳一个叫乌尔霍尔姆的巡警。他说有人向他报告，你值勤期间向那里的消防队散布许多激进言论。”
“噢，乌尔霍尔姆，”贡瓦尔·拉尔森说，“这又不是第一次。”
“上次告的也是同样的事吗？ ”
“不是。上次是因为我在克拉拉警卫室里说了一句脏话，他说我破坏警界的名声。”
“他也打过我的小报告，”勒恩说，“去年秋天，在那个公车凶杀案之后。说我在御林军医院询问一位垂死的老人时没有报上姓名和官阶。他自己明明亲眼看到，那人在死前清醒的时间还不到三十秒。”
“呃，案子进行的怎样了？ ”哈马尔带着挑战地意味问道，眼睛扫过房间。
没人回答他，几秒钟后，哈马尔就离开了，回去处理那些跟检察官以及警政官员问没完没了的协商，并且应付其他对本案的发展问个不停的上级警官。这些，够他受的了。
马丁·贝克看起来意志消沉，带着心事。他也罹患入春以来的第一场感冒，每五分钟就得擤一次鼻涕。最后他说：
“假如奥洛夫松是打电话的人，他就有可能是故意改变声音。他很有可能这样做，对不对？ ”
科里贝尔摇摇头说：
“但是奥洛夫松是斯德哥尔摩本地人，怎么会跑到河岸村城打电话给消防队？ ”
“就是。”贡瓦尔同意。
那个星期二，四月二十三日，发生的事大概就是如此。
周三跟周四都过得平淡无奇，但是星期五当他们聚在一起时，贡瓦尔问道：
“沙鸡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
“斯卡基。”马丁·贝克打着喷嚏说。
“他好像没有动静。”科里贝尔说。
“我应该自己弄的，”贡瓦尔不悦地说，“那种工作应该一个下午就解决了。”
“他有一两件事得处理，所以一直到昨天才有空去弄。”马丁·贝克抱歉地说。
“什么事？ ”
“呃，事实上，除了河岸村城的电话亭之外，我们还有别的事要伤脑筋。”
追查奥洛夫松下落一事毫无进展，也无法更紧密地追踪。
所有能发出的通告与资料，包括相片、描述、指纹、牙医资料等等，全都发出去了。
对马丁·贝克而言，那个周末假期特别难熬。除了感冒加剧外，这个已够他焦虑操心的案件看来乱成一团。此外，一件纯属私人的事情更给他进一步的打击。他女儿英格丽跟他说她想搬出去住。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好惊讶的。她快要十七岁了，各方面都臻于成熟，她也很聪明懂事，自然有权过自己的生活，做她认为对自己最好的事。很久以来他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他却没料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反应。他觉得嘴干唇燥，昏昏沉沉的。他可怜巴巴地打着喷嚏，但一语不发，因为他很了解她，知道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仔细评估后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更糟的是，他老婆冷淡地、很实际地说：“我们最好看看英格丽要带什么。我们不需为她担心，她自己会处理，她是我一手带大的，我最清楚不过了。”
这是在受伤的心灵上撒盐，偏偏她说的大多是事实。他们十三岁的儿子反应更简洁。他耸耸肩，说：
“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搬去你房问了。那里插头的位置比较方便。”
星期日下午某个时刻，马丁·贝克正好跟英格丽单独在厨房里。他们面对面坐在铺着塑料桌布的餐桌旁，许多年来，许多的早晨，他们常这样坐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