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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不露声色地听着，一面考虑提出适当的问题。
“是的。一个个子很高，相当胖——少说也有二百来磅——这样潮湿的地面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他的靴子非常大，靴尖翘着，后跟是方形的，内侧已经磨损。块头大的人常常把脚尖分开，于是便出现这种状况。他很果断，据我看，他是领头的。”
“那么另一个人呢？”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唉，另一个，”福尔摩斯沉思着叹了口气，向寂静无声的四周张望一下。“这个人的特征很有意思。他比他的同伙矮一点，大约不到六英尺，略微有点瘸，和你一样，华生，是左腿。他曾一度落在后面；后来被同伙叫过去，因为那一段路面他只留下前脚掌的印迹。从步长上可以看出他是跑着赶上去的，而且并没偷偷摸摸地干。他们走进屋子，和教授谈过话便离开了，我本来可以发现更多的细节，只是雾太大，有些东西看不出来了。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抓住这两个人。不过，你知道，我是不会为了小鱼放跑大鱼的。当心香草精！”他见我向房子那边走，突然喊，把我拉住。“你差点踩上，”他喘息着扶住我。现在我可以肯定，他是彻底疯了。
“香草精？”我强作镇静地问。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还没丧失理智，先付车费吧，我慢慢讲给你听。”
我心神不定地走到马车旁，付了车费。马车轧轧地慢慢走了，福尔摩斯一手拉住我，一手牵着托比，向房子的方向走去。房子虽然还看不见，我已经可以凭直觉判断它方位了。
“你低头看这儿，闻一闻，”他说。我蹲下使劲闻，立刻一股甜丝丝的香草精气味扑鼻而来。
“究竟为什么——？”我问。
“如果会用的话，它比木馏油要好，”他一边说一边让托比上去嗅，“黏性不那么大，沾到鞋上不容易被发现。另一个好处是气味特殊、强烈，保持的时间长久，我相信托比不会再被相似的气味迷惑住，除非猎物穿过一间厨房。再闻闻，小家伙，闻闻！”他哄劝托比，托比听话地嗅着大街靠边处一大片水洼。
“这是我昨晚离开时泼上的，”福尔摩斯边说边继续卸装。“他们一个个全踩上了——莫里亚蒂，他的两个同伙，几小时前莫里亚蒂乘坐的马车也从上面驶过。”
谢天谢地，今天早晨我换了一双靴子。
“现在干什么？”我站起身问。
“让托比跟踪马车。”
他轻轻地拉拉托比，我们出发了。这种气味显然很强烈，尽管浓雾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托比仍然走得很快。当福尔摩斯到大街对面的灌木丛中去取他的红毡子旅行箱的时候，托比几乎要挣脱他的控制。一路上我们很少讲话，只是一个劲地跟着托比。
福尔摩斯很镇静，精力十分充沛，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也许莫里亚蒂愚弄了我和迈克罗夫特，也许他真是万恶之源。但眼下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把它抛开，不再去想，只是一瘸一拐地尽力跟在福尔摩斯和托比后面。
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格罗斯特街车站，我清晰地听到火车在鸣笛。
我吃力地跟在托比后面，看不出身在何处，福尔摩斯突然止住脚步，拉住我的大衣。
“怎么啦？”我喘着气问。
“你听。”
我竭力排除心脏急剧跳动的声音倾听着。马蹄声、马具、马车的吱吱嘎嘎声，车夫的呼喊声，还有火车的汽笛声。
“维多利亚车站，”福尔摩斯轻声说。
现在看出来了，真的来到火车站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喃喃自语道，“你带上提包啦？真运气。”
他的语气中似乎带着几分嘲讽。
“你在电报中说过‘数日’，”我提醒他。
他仿佛没听见，跟着托比一直向马车停靠的地方跑去。托比在几辆停着的马车旁嗅了嗅，突然把头转向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准备冲过去。
“不，不，”福尔摩斯轻轻地而又坚决地告诉它。“我们跟踪的是马车，托比。告诉我们它的乘客到哪儿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把托比拉到那些马车的另一边，托比在那儿转了一会儿，它弄清楚了，“汪”地叫了一声，向车站奔去。
托比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最后来到去往欧洲大陆特别快车的站台。在这儿，它面对空荡荡的铁轨一动不动，香草精到这里终止了。我看看福尔摩斯，只见他微笑着扬起眉毛。
“是这样，”他平静地说。
“现在怎么办？”我问。
“让我们查查看，那趟快车开出多久了，还需要多长时间再发车。”
“那么狗呢？”
“唉，带上好了。我想还用得着它。”
当然，我要跟踪莫里亚蒂教授并不一定非用托比不可，”福尔摩斯说，此时我们的火车已经开出伦敦二十英里，把大雾甩在身后，向多佛尔驶去。”至少有三种办法可用，还不算香草精，”他微笑着说。
清新的空气使我的身体和精神恢复了一些。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把福尔摩斯带出来。
我的同伴打起盹来，半小时后突然醒了，用奇特的目光凝视着我，然后猛地站起身，一把扶住头顶上的行李架。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亲爱的朋友，”他紧张地说，随后向上瞥了一眼，把他那只红毡子旅行箱拿下来。当我们的火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开出之前，他已经借用那儿的便利条件去掉原来化装的一切痕迹，换上他自己平时的服装。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要去哪儿，做什么，为了什么。然而我没有规劝他。
大约十分钟后，福尔摩斯回来了，悄悄把毡子旅行箱放回架子。
到了多佛尔，轮船把火车运到汇合处。我们走下火车，在站台上休息。福尔摩斯事先已经让托比又嗅过一次他随身携带的一小瓶香草精。到了站台上，我们装作让狗散步，带着托比四处看看教授会不会趁他那趟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离开火车。我自然知道他不会，不过既然有托比在，我就没必要说出来了。
“既然所有的欧洲大陆快车都在同样的车站停车，我们就不会错过他下车的那一站，”福尔摩斯推测道，于是我们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到了加来，我们又检查了一番——结果相同。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香草精的踪迹，一路寻到去维也纳的特别快车的站台。
福尔摩斯紧皱眉头。“为什么他要去维也纳？”
“也许他会在半路什么地方下车。我希望托比不会搞错，”我说。
福尔摩斯冷冷一笑，“假如它搞错了，华生，你的读者感到的将不是惊诧，而是好笑了。”
我没告诉他这件“案子”我根本没打算写下来。
当我们黎明之前坐上火车穿越法国时，睡意很快把我征服了。醒来时已近中午，盖着福尔摩斯那件斗篷，双腿搭在座位上。我的同伴仍旧坐在对面，一边吸烟，一边向窗外眺望。过了苏黎世来到德国边境，接着是慕尼黑和萨尔茨堡，站台上仍不见香草精的踪迹。
我感到天气在变暖，奇怪的是，在这般气候下前方那些壮丽的山峰上却仍旧覆盖着积雪，于是我请教福尔摩斯。
“噢，会融化的，”他向窗外白皑皑的山峰瞟了一眼说，“华生，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
他似乎又一次隐入阴郁的心境。积雪和冰块并未把他埋没，倒是他心灵深处的什么东西把他埋没了，我对此束手无策。
这么有好一会儿后，他突然站起来取下毡子旅行箱出去。福尔摩斯回来之后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子红头发的英国人打开我们车厢的门，问我们能否让他进来，他到林茨就下车，福尔摩斯不情愿地作个手势，让他坐下，再不理睬这个人了。我只好自己和他东拉西扯地谈起来。
“我到蒂罗尔旅游去了，”他问答我的问话时说。这时福尔摩斯睁开眼睛。
“到蒂罗尔去了？肯定不是，”他说。“你旅行包上的签条不是说你从鲁里塔尼亚返回吗？”
这位英俊的英国人顿时脸色煞白。他站起来，重新提起旅行包，喃喃地表示歉意，说要去喝点酒。
“多遗憾，”他走后我说，“我本想向他打听加冕礼的情况。”
“没问题，”他心不在焉地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