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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大四的学生在让人汗流浃背的电脑房里输入毕业论文，雪花在天空中纷纷扬扬，画着圈儿跳着舞，落到地上。
我们走在校园里，我的腿痛起来。好多年了，大腿上的那个伤疤总在恶劣天气降临六小时之后发出天气预报。那个伤疤是几年前一次事故留下的印迹。那是我过完十六岁生日之后没多久，我遭遇了车祸，因此高二那年，我有大半时间都躺在医院里。现在，我已经想不起车祸的具体细节了，对那晚的记忆只有一点非常清晰，我的左腿腿骨“咔嚓”一声便戳破了大腿上的肌肉，断口穿过皮肤直指我自己。一看到那骨头，我就昏了过去。我左前臂里的两块骨头也断了，左侧的三根肋骨同样没有幸免于难。根据医务人员的说法，他们及时止住了我的动脉出血，这才保住了小命。但是，他们把我从汽车残骸中救出来的时候，驾车的父亲已经身亡。
第7节：四法则（7）
车祸改变了我：经历了三次手术和两个月的恢复期，阴魂不散的疼痛总在恶劣天气出现六个小时之后发作，骨头里还留着钢钉，腿上一条大伤疤，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生命中出现的那个奇怪的空洞越来越大。一开始，我换掉了衣服——我的身体落了形，长裤和短裤的尺寸就变了，后来长了点肉，还要选同以前不一样的款式来遮住大腿上爬虫一样的长疤。接着，我发现我的家庭变了模样：首先是我的母亲，她变得沉默寡言，还有我的两个姐姐，萨拉和克里斯滕，越来越不着家了。最终，我连朋友都换掉了——或者，我揣摸是自己把他们换掉了。我弄不清楚自己是希望朋友们能理解我呢，还是希望他们对我另眼相看，抑或是对我一如既往，可以前的朋友们，就像我的旧衣服，已经不再适合我了。
人们喜欢对遭受不幸的人说，时间是了不起的疗伤师。他们说的是了不起的疗伤师，仿佛时间就是个医生。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六年之后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时间是游乐园里那个用喷枪画T恤的家伙。他喷出颜色的细雾，孤单的微粒飘浮在空气中，等着附着在适当的位置。到了一天结束的时候，T恤上的图案会成什么样子呢，通常已经没多大意思了。买了那件T恤的人算是大大赞助了一把那个会长命百岁的主题公园，我猜度他第二天一早醒来就会纳闷自己昨天到底从那图案里看出了什么特别的门道。我曾经向查理提起过这个类比，并努力解释我们在这个类比中扮演的是涂料的角色。时间便是那个把我们喷洒开来的东西。
也许，保罗把这个问题说得最清楚，那时候我们相识没多久。当时，他才十八岁，可已经对文艺复兴相当入迷了，而且还坚信自从米开朗琪罗过世之后，文明便一落千丈。他读过我父亲探讨那个时期的全部著作，大一开学没几天，他从新生名单中认出我的中名，就主动过来跟我搭讪。我的中名很罕见，小的时候，这名字就像挂在我脖子上的信天翁出自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诗中的水手杀了信天翁后不得不将其吊在脖子上以示赎罪。。我的父亲想要按照他最喜爱的作曲家的名字给我命名，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十七世纪不太著名的意大利人，就不会有海顿，也不会有莫扎特。但是我的母亲不答应按照他的想法填写我的出生证明，直到我降生之前都一直坚持认为阿尔坎杰罗？科雷利？沙利文这样的名字像个三头妖怪，把它强加在孩子头上太可怕了。她偏爱托马斯，那是她父亲的名字，虽然没什么想像力，可其中透着机敏，这也说得过去了。
如此这般，当分娩的阵痛开始的时候，她提出了所谓的产床阻挠议案，憋住不让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直到父亲同意让步。这样，在一个没多少灵感，却真有点不顾死活的时刻，我成了托马斯？科雷利？沙利文，不论好坏，这名字算是铁板钉钉了。母亲希望我能把中名藏在其他两个名字当中，就像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去一样。但是父亲相信名字有着特别的意义，总是说没了阿尔坎杰罗的科雷利就像小提琴没了琴弦一样。他声称自己之所以会向我的母亲屈服是因为她下的赌注可比她自己透露出来的还要大很多。他会笑着说她提出阻挠议案的地点不是产床而是婚床。他就是那种人，他认为在激情状态下达成协定是为失误判断辩解的惟一借口。
认识保罗没几个礼拜，我就把这些统统告诉他了。
“你说得对，”我告诉他那个喷枪隐喻的时候，他说，“时间不是达？芬奇。”他想了一会儿，露出了柔和的笑容。“连伦勃朗都不是。不过是个可鄙的杰克逊？波洛克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年），美国艺术家。因运用“滴画法”而成为美国抽象主义的领袖人物。。”
第8节：四法则（8）
他似乎从一开始就了解我了。
他们三个都是如此：保罗，查理和吉尔。
2
查理和我在南校迪伦体育馆外的一个窨井盖边站定。查理戴的针织帽子上还挂着费城76人队的牌子，被风吹得摇来晃去。头顶上，钠灯橘红色的光线里，雪花扯成了破棉絮。我们伺机而动。查理有点不耐烦，街对面的两个大二学生消耗了我们的时间。
“给我讲讲怎么行动吧。”我说。
他的手表闪着微光，他低头瞥了一眼。“现在7∶07分。学监7∶30分换岗。我们还有二十三分钟。”
“你觉得二十分钟能逮住他们吗？”
“当然，”他说，“只要我们找到他们就行。”查理回头看了看街对面。“走啊，娘儿们。”
她们中的一个穿着春天的裙装，正在轻轻地捻碎沾在裙子上的积雪，仿佛雪在她穿衣的时候让她大吃了一惊。另一个是我在一次校内比赛中认识的秘鲁女孩，穿着游泳跳水队标志性的橘红色皮大衣。
“我忘了给凯蒂打电话。”我说，仿佛刚刚想起来似的。
查理转过脸来。
“今天是她的生日。我到这边来应该告诉她一声的。”
凯蒂
？马钱德是个大二学生，已经不知不觉成了我的女友，那种我不配找到的姑娘。她在我的生命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查理也看出来了，他提醒自己说精明的女人常常对男人没什么品位。
“你给她准备什么东西了吗？”他问。
“准备了。”我用手比画了一个长方形，“一张照片，从画廊——”
他点点头。“那你不打电话也没事，”他哼了一声，半笑不笑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她现在脑子里很可能在想其他事情哩。”
“什么意思？”
查理摊开手，抓住一片雪花。“今年的第一场雪。裸体奥运会。”
“天啊。我忘了这茬儿。”
裸体奥运会是普林斯顿一项最受人喜爱的校园传统文化活动。每年，第一场雪降临的那个夜晚，大二的学生要在霍尔德大楼的庭院里集会。他们成群结队而来，上百人聚在一起，以旅鼠集体跳海自杀的那种英雄主义的不在乎态度，脱掉衣裤，发疯似的跑来跑去，而四周的宿舍里则挤满了从校园各处聚来看热闹的人。这个习俗应该起源于本校草创的年代，那时候普林斯顿是一所男子院校，集体赤身露体张扬了男性的特权，就像站着撒尿或发动战争一样。但是，当女人掺和进来之后，这场小小的暧昧混战才成为每学年必要一看的盛事。就连媒体也现了身，卫星转播车和摄像机从费城和纽约远道而来记录这个活动。只要想一想裸体奥运会，就如同在校园寒冷的月份里点起一团火焰，可是今年轮到凯蒂的时候，我却更在乎家里的炉火熊熊燃烧了。
“你准备好了吗？”查理一等两个大二学生走开便马上问道。
我用脚蹭着窨井盖，抹去积雪。
他跪在地上，食指勾进窨井盖的缝隙里，拉开盖子。钢铁在沥青路面上擦出印痕，雪立刻化作了水。我又四下望了望。
“你先下。”他说，一只手按住我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