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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很洪亮,他这么一吼,几个人就有些示弱了。相互对望了一会,那个马师傅就走到我身边,把先前放在桌上的那半张100元,一边念咒一边烧掉,完了剔出那根金属线,把剩下的灰装进一个茶杯里,冲水给我,要我喝掉。眼神里满是冷漠,我完全相信他们没有想过,他们的举动,真的是在害人。
英雄不在一时之气,我一口喝下那杯茶,站起身来,站在凳子上,狠狠朝着那个厚嘴唇所坐的方向背后的墙上,把那个茶杯砸去,咒解了,惹不起,我也咽不下这口气。我不敢直接砸他的头,尽管我的眉脚还在流血,只好砸墙壁虚张声势一番。他肯定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做,愣了一小会,然后发出哼的一声冷笑,接着起身,四个人走出包房,途中连招呼都没有跟司徒师傅打一个,司徒也是一直双手交叉在胸前,一脸傲气的看着他们。直到他们走了,他才回身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接着叹了一口气,默默坐下喝茶。
我知道,我的一个冲动的行为,也许是让司徒师傅陷入了一个烦恼,于是我对他说,司徒师傅,今天谢谢你帮我,你放心,今后我尽量不去招惹他们这群人。
他先是一阵沉默,然后才点点头。
司徒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话很少,只是在临下车的时候,他才说,有事立刻打电话给我,要是我也搞不定了,你就出去躲几年。
其实我猜到他可能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说希望他放心,我自己会多加小心的。不过我心里却在说,我绝对不能走,这里还有我在乎的人。
司徒送我上楼以后,在我关门后,我明显听到他在走道里的一身叹息。我心里非常憋屈,我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大的耻辱,暗暗决心,自己多加留神,我不去惹你们,你们也别撞到我手里。
这一切,数日后,长篇大论吧。
猎鬼人短篇 第九十三章 王八
在咱们中国,如果被人骂做王八,那一定是件奇耻大辱的事。尽管算得上是个胡作非为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好在我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骂过。王八本来是一种我们锁熟知的动物,只不过我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乌龟还是甲鱼。不过千百年来被当作一句骂人的话,我想它心里还是很委屈的。
我倒是认识一只大王八,因为是我亲手把它带去了青城山的道观里。
2009年秋天,我接到一个自称是某区县房管部的电话,来电的人姓周,他自称是该部门主任。他说他们工程部的人反应上来说,目前的工程进度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阻力,还发生了一些非常玄乎的事情,于是现在工人们暂时不敢开工。他是从他其他朋友那里打听到我的消息的,因为我曾经帮他的那些朋友大概处理过事情。他说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情况很复杂,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于是希望我能够去他们单位一趟,由于是郊县,他考虑得到是周到,他告诉我,你打车来吧,别坐巴士,费用我们给你报销。
老实讲,我算是个愤青,但是我并不是不理智的那种,只不过对待这类国家机关部门的人群,我往往也带着有色眼镜,正如他们常常会带着有色眼镜看我们一样,其实我小时候并不是这样,我甚至会在学雷锋做好事后,还要行个少先队员的队礼,告诉他们不用谢我是少先队员。可是到后来渐渐长大,开始发现原来我生存的这个世界和起初承诺的世界有太多不同,若非长时间接触阴暗面,或许很多冠冕堂皇的东西我还真是相信了。可是慢慢的发现,原来理想跟现实的差距还真是很明显,我也就开始小鸟般的愤怒,马景涛般的咆哮,尤其是在面对种种我认为的社会不公时,常常会对着电视破口大骂比出中指,但无奈的是,我依然是那个在角落里的小角色,没有人会在乎我们到底在呼喊什么,既然改变不了现状,唯有改变自己。我虽然谈不上富有,可也称不上是穷人,我的日子能够过得挺滋润,却无法掩盖每天在报纸新闻上看到的一片糟心。自打一个社会的形成开始,矛盾便始终存在,不过人与人的矛盾渐渐演化为官与民的矛盾,我开始沉默不语,开始得过且过,试图用一种麻木的态度来适应一个麻木的环境,烦恼成了习惯,自然也就无所谓了。
这是我这么告诉自己的,所以在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我依旧怀揣着对他们这种人群的抵触情绪,我很爱我的祖国,不过我对那群吃着百姓的供养,却仗势欺人的人,实在是没有好感。于是我有点酸溜溜的说了句,没事,我不打车,我自己有车,不用你们报销了,以此来表达我对他们看到民众态度的不满。
赚他们的钱,算的上是最痛快的,因为他们有钱,钱是怎么来的我并不清楚,不过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人民的一份子,我想我还是有充足的理由来狠敲一笔,我吃饱喝足了,起码我们又多了个丰衣足食的百姓。
上午出门,中途在路上的邮亭下了道,一个人独享了一次邮亭鱼的美味,我始终无法抗拒对鱼类的偏爱,小时候就听说爱吃鱼的人聪明,长大能当科学家,而我这么一个爱吃鱼的人,却没有天理的选择了当一个猎鬼人。
到了他们办公室大概是在中午1点多,大厅门口的保安栏了我很久,说他们下午2点才开始上班,死活不让我上楼去,看在我打不过保安的份上,我只能给先前打来电话的那个主任联系,几分钟后,他来到大厅,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不算大,却只有他一个人的办公桌,从这一点来看,他这个主任大小是个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才知道他姓苟,没错,就是苟同和苟且偷生的苟,苟主任看上去接近40岁的样子,他大概没有想到一个干这行的人看上去竟然如此年轻,几句简单的寒暄以后,他招呼我坐下,接着他关上他的办公室门,还拉下了百叶窗,一副想要潜规则我的样子。接着把他的凳子拉到我跟前坐下,对我说起了他们这次遇到的情况。
他说,他们现在接到一个拆迁的命令,对他们当县的一大片平房区进行拆迁,因为某个重庆知名本土地产商要在此修建一个大型的生态公园,附带一部分临湖的楼盘,投资巨大,原本跟当地的居民谈好了拆迁赔款的条件,却始终有那么几户人家坐地要价,不肯搬迁,后来顺藤摸瓜的又说服了几家人,到最后还剩下一家人始终不肯露面,连回音都没一个。去他家敲门想要和谐沟通下,人家始终是大门紧闭,不肯见客,于是他们部门就把这家人拉入了黑名单,称之为“钉子户”。直到大概半个月前总算拿到了法院的强制拆迁令,才开始动土。
钉子户的传闻,我常年有所耳闻。我记得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总是会面带红潮,异常激动的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祖国的一颗钉子,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拧在哪里,说完还要带头鼓掌,激起一群同学的盲目拍手。如果我这辈子还能有幸见到我的那位老师,我一定会当面纠正他的错误,因为我原本也以为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曾经满怀抱负和理想,希望祖国把我拧到最需要我的位置,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再精致的钉子,经过日晒风吹后,也是会生锈的,生锈后的我们,不再有人需要,我们就如同一拨废品,等待着回收再利用,却没有人记得,在等待的途中,我们还得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忙碌,我们还在为日益增加的房价而叹息,我们还在为医疗体制的缺失而拖着病情,精神的再富裕也难以抵挡物质生活的最低要求,紧接着,每个人都成了财迷,都成了满身铜臭的蛀虫。
于是当苟主任说起这个“钉子户”的时候,我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竟然先对他给予了足够的同情。
苟主任告诉我,住在那间平房里的那个钉子户,实则已经是早年开发另外一片地的时候拆迁出来的人了,本身是个农民,当时要求也没这么高,就赔了些钱,分了一间平房,他也就知足了。60多岁,没有工作,低保户。这次拆迁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他们家的特殊性,特地给了比较优厚的条件。这家户主姓郭,家里还有个女儿,早年在外地念书后就嫁去了外地,也在外地工作,女儿还算孝顺,尽管好几年也没办法回家,但是总是给家里寄来生活费。因为嫁出去了所以户籍也迁走了,但是这次拆迁,他们还是充分考虑了郭老头毕竟是一个人,钱拿少了养老成问题,也就还专门给郭家女儿也算上了一份人头费。不过到了后来就找不着人了,拆迁通知下来了,从郭老头家的窗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