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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吉野”号，在它的甲板、船尾上爆炸。
眼看“吉野”号就要支持不住了，“致远”号的大炮突然哑巴了。“怎么回事！”邓世昌急忙问炮手。炮手失望地说：“剩下的炮弹都打不响。”邓世昌急得满头大汗，可是实在没有办法。
这时候，“吉野”号又趁机返回头，向“致远”号扑来。
邓世昌在这危急的时刻，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撞沉“吉野”号。于是他看了看船上的官兵，大声说：“我们炮弹都打光了，现在怎么办？难道也逃跑吗？”。
“不，我们宁可死在黄海，也决不逃跑！”官兵们激动地大喊起来。
“好！那我们就冲过去，把‘吉野’号撞沉！”邓世昌挥起了拳头命令道：“弟兄们，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号，冲！”。
“致远”号像一条火龙，朝“吉野”号猛扑过去。“吉野”。
号吓得慌了神，一边掉头逃跑，一边胡乱地朝“致远”号发射鱼雷。“致远”号的官兵们瞪眼注视着飞来的火蛇，没有一个惊慌害怕。邓世昌不顾顺着额头淌下的鲜血，仇恨的目光死死盯着“吉野”号，双手紧紧握住舵轮。
离“吉野”号越来越近了。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致远”被一枚鱼雷击中了。顿时，“致远”号上成了一片火海。海水逐渐没过了甲板。250名官兵紧紧围在邓世昌身边，像石头雕像一样威严地挺立，任凭海水没过他们的身躯。
“为邓世昌报仇！”北洋海军的官兵们激动得大喊起来。在“致远”号英雄壮举的鼓舞下，各军舰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刘步赡指挥“镇远”号击中了“松岛”号。林永升指挥负重伤的“经远”号，打中了“赤城”号后，全部战士壮烈牺牲……天色渐渐暗下来，日军不敢再打了，首先退出了战场。悲壮的黄海海战结束了。
这次海战，中日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北洋舰队虽然损失了五艘军舰，但主力还在。可是李鸿章却命令丁汝昌，把所有军舰都开进威海卫军港，不许出战。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很快就攻下了威海卫炮台。他们把炮口调转，对准北洋舰队开火。
由于李鸿章不让还击，一艘艘军舰眼看着被敌人击沉。丁汝昌无法再忍受这样的耻辱，服毒自杀了。刘步赡最后也掏出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清政府苦心经营了11年的北洋舰队，终于在李鸿章这群卖国贼的手中葬送了。
最后，甲午战争以日本人的胜利而告终。李鸿章又奉慈禧的命令，跑到日本去讲和。在谈判桌前，李鸿章就像奴才见了主人一样，不管日本人说什么，他都点头答应。在日本人的威胁逼迫下，李鸿章在和约上签了字。这就是历史上的《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要赔偿日本的军费就有二亿两白银。最让中国人受不了的是，李鸿章还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全国人民一片骂声。尤其是台湾人民，他们怎能忍受日本人的侵占。在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不断让步的同时，台湾人民拿起武器，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同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73。戊戌变法
1898年1月24日，在清廷的总理衙门的议事厅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议事厅的正中央，端坐着清朝的五个大官，他们依次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新建陆军将领荣禄，光绪皇帝的教师、户部尚书翁同和刑部尚书廖寿恒及户部侍郎张荫桓。在这五个大官对面，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书生，他就是维新运动着名人物康有为，这场辩论就是在五大臣与康有为之间展开的。
李鸿章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康有为，看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书生，于是就傲慢地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就应该知道，祖宗留下来的治国之法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你怎能改变它！”。
康有为立即反驳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祖宗之法也是一样。只有改变其中陈旧、腐朽的东西，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才能不被外国人欺辱！”。
“难道你就不怕留下不忠不孝的罪名吗？”李鸿章用力一拍桌子，对康有为大声说。
“我搞变法维新，为的是富国强民，怎能说是不忠不孝呢？”。
康有为对李鸿章只是轻轻一笑，然后接着说道，“大人说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么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广阔疆土，如今怎么被洋人一块块地割去了呢？”。
李鸿章听到这里，脸“腾”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因为《马关条约》等许多丧失领土的条约，都是经他的手签订的，康有为的这句话正中要害。
荣禄在旁边看到李鸿章狼狈的样子，就想给他找个台阶，挽回面子。于是他也气呼呼地说：“祖宗之法千真万确，我们只能遵守！”。
康有为听完又是轻轻地一笑，说道：“祖宗只教给我们的军队使用大刀长矛，而大人您建立北洋新军，使用的是洋枪洋炮，岂不也违背了祖宗之法？”一句话说得荣禄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只得灰溜溜地坐在那里，不敢再说一句话。
这时廖寿恒看到李鸿章、荣禄二人理屈词穷，就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他捋着他那几绺小胡子，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讲道：
“常言道，皇帝乃是天子，臣民必须孝忠于他才可兴国安邦。而你却要搞什么‘立宪’，设什么‘议会’，岂不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张荫桓此时也在旁边附和道：“对，开设议会后，你们把我大清皇帝放在哪呢！”。
康有为听完神色庄严地说：“如今在皇上周围，有许多贪官污吏，瞒上欺下，使朝纲混乱。而‘立宪’，设‘议会’，皇上能直接了解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从而采取相应的治国兴邦之策。国家富强了，百姓生活安定了，皇上自然会受到百姓的爱戴而流芳百世。”。
康有为一席义正辞严的话，直说得廖寿恒、张荫桓二人也无言以对，坐在那里不吭气了。
在这五大臣中，只有翁同和一直没有说话。他仔细地听着康有为的每一句话，不住地点着头，心里想：“皇上要是能够任用这样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主持维新变法，我大清可就有希望了。”。
原来，在这次召集康有为之前，翁同和早就将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20岁那年，他到香港一带考察，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他感到只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革腐败的封建制度，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于是他走上宣传维新变法的道路。从1888年开始到1898年，康有为曾八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895年4月的“公车上书”。
那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忽然传来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康有为愤慨异常，就召集当时在北京应试的1300人，到都察院清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同时负责向皇帝提建议门口示威，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并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要求光绪帝变法自强，抵抗外国的侵略，这就是着名的“公车上书”因为汉朝时政府用公家车马接送读书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由于康有为等人是举人，这次上书称“公车上书”。由于一些官员的阻挠，这次上书没能成功，然而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却从此揭开序幕。
“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清政府中的许多大官像翁同和、文廷式等人也加入了强学会。在北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宣传变法维新的学会、学堂和出版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在湖南长沙，由谭嗣同主持的时务学堂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个。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年轻时曾多次游历大江南北，既看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又目睹了国家与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深重苦难。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激发了谭嗣同要求变法维新、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1897年1月，谭嗣同写成他的重要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