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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站在教堂对面的儿童们之间。棺柩放在一辆由两匹马拉的大车上，车子里
堆满了白色的玫瑰花。棺柩后面跟着本村的儿童，两个一行，每一对儿童手
里都捧着一个花圈，领头的是克鲁姆小姐、校长、牧师和穿白衣服的姑娘们。
接着走过来的是葛丽特利·莫赛尔的父亲母亲，两人都是一身黑衣服。母亲
停住脚步，凝视着探长。她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她的眼睛里一片茫然。
“你遵守了你的诺言，”她用耳语说道，可是说得那么清晰，每一个字
马泰依都听得清清楚楚。“谢谢你。”接着她又继续往前走。她仰着头，非
常骄傲的样子，而走在她身边的那位丈夫已经成了一个突然变得非常衰老的
垮掉了的人。
探长等队伍里所有的人都走了过去——本地的村长、州政府的代表、农
民、工人、家庭主妇、村里的少女们——全都穿着最好的最庄严的服装。寂
静笼罩着下午的阳光所照亮的一切，甚至连旁观者也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能听见的只有教堂的洪亮的钟声、马车轮子的碾轧声以及送葬的人们走在村
中硬石块路面上的无数脚步声。
“上机场去，”马泰依一面钻进汽车，一面说道。
十七
马泰依向费勒道过别，他的护照也已检验通过以后，便在候机室里买了
一份《新苏黎世日报》。报上登了一幅冯·龚登的照片，底下注明他就是葛
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另外还登了探长的一张照片，并且报道了他最近接
受了光荣的委任。明摆着这个人一级级往上爬，前途正无量呢。可是当他臂
弯上搭着雨衣走到跑道上去时，他注意到飞机场大楼的平台上满是儿童。这
是学校里一个班级的儿童，是老师带着来参观飞机场的。他们中有女孩，也
有男孩，都穿了夏季的鲜艳衣服，当他们看到银白色的大飞机起飞或是降落
时，都要挥舞小旗或手帕，激动地叫呀喊呀的。探长停住步子，踟蹰了片刻，
接着又继续往停靠着的瑞士班机走去。等他走到飞机跟前时，别的乘客都已
经进去了。带领乘客上飞机的空中小姐伸出手来接马泰依的飞机票。可是探
长再次转过身子。他望着那一大群正在朝即将起飞的飞机快活而羡慕地挥舞
手臂的孩子们。
“小姐，”他说，“我不想搭这班飞机了。”接着他回转身来朝候机大
楼走去。他在挤满了孩子的平台底下穿过，径直朝出口处走去。
十八
我一直到星期天早上才接见马泰依。我和他见面已经不是在“商店”里，
而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过从窗子里看出去也同样是有气派的西尔盖依的街
景。墙上挂着古伯勒、摩根泰勒和匈齐格的画——全是有声望的苏黎世画家。
我很明显地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事情给搞得一团糟。政治部①某一位坚持只说
法语的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约旦大使馆已经提出抗议，而联邦委员
会②又要我们汇报情况，可是我却汇报不出，因为我弄不懂我这位从前的下属
的行动是什么意思。
“坐吧，马泰依先生，”我说。我想我那冷冰冰的态度准能使他感到气
馁。我们坐了下来。我没抽烟，也并没有露出要抽的迹象。这也肯定使他感
到不安。
“联邦政府，”我接着说道，“关于警务专家的事是和约旦王国签订了
一项条约的。而你，马泰依博士，也是和约旦签订了合同的。你不去赴任是
违反协议的。我们都是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我用不着说得更明白了吧。”
“用不着了。”马泰依说。
“因此，我必须要求你尽快地动身去约旦。”我向他建议道。
“我不想去了，”马泰依说。
“为什么？”
“谋杀小葛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还没有找到呢。”
“你认为那个小贩是无罪的？”
“是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有他自己的供词。”
“他一定是吓坏了。这么长时间的审讯、悲观绝望、被人抛弃的感觉，
等等。对此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他轻轻地说，“这个小贩那时指望我
救他，而我却没有帮助他。我那时正要去约旦。”
情况的确奇特。就在前一天，我们还随便交谈，没有一点儿拘束，可现
在，我们直僵僵地坐着，一本正经，两个人都穿着星期天的规规整整的衣服。
“我想要求你再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来办，局长，”马泰依说。
“这我做不到，”我回答道，“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你已经不是我们
的人了，马泰依博士先生。”
他惊愕地瞪视着我。
“我给开除了吗？”
“是你辞退了你在州警察局的职务，因为你要去约旦赴任，”我平静地
解释道，“如果你违反协议，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过如果我们重新起用你，
那就是我们支持你的行动了。你必须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嗯，我明白了，”马泰依说。
“很抱歉，对这件事我们爱莫能助，”我断然地说。
我们默默地对坐了好一阵子。
“我去机场的路上在梅根村弯了一下，那儿有许多孩子，”马泰依轻声
说。
① 瑞士的政治部掌管外交事务。——译注
② 瑞士的最高行政机构。——译注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多的孩子参加了葬礼。”
“当然啰，”我说。
“在飞机场，又看见了许多儿童。从学校里出来的整整一个班级的孩
子。”
“那又怎么样呢？”我困惑地瞧着马泰依。
“假如我的看法是对的，假如葛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还在附近活动，
别的孩子不是还处于危险中吗？”马泰依问。
“当然啰，”我平静地说。
“如果存在这样的危险，”马泰依进一步坚持地说，“警察当局就有责
任保护儿童，防范另一次犯罪行为的发生。”
“那么这就是你不上飞机的原因了，”我缓慢地说，“为了保护孩子们。”
“正是如此。”马泰依回答。
我现在把整个局势看得比较清楚，并且开始理解马泰依了。可是最后我
对他说，别的孩子有遇害的可能，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如果马泰依的揣测
是对的，我们只能希望真正的凶手在某个时候会暴露自己；或者，这是最最
坏的情况了，凶手再次作案时给我们留下了有用的线索。我说的这些话听起
来很挖苦，我承认，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现实才是确实可怕的。警察当局的
力量是有限的，也必然是有限的。当然，什么情况都是可能的，我接着说，
即使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事，然而我们总是要在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
们不能说冯·龚登毫无疑问是有罪的——在犯罪问题上我们是永远也不能这
样明确断言的。可是我们能说他可能是有罪的。除非我们挖空心思找出某个
捉摸不定的人来，否则这个小贩便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了。他以前犯过罪、
定过罪，他身边又带着剃刀和巧克力，衣服上又沾了血迹。再说，我们也查
明施维茨和圣高尔也是他经常去做买卖的地方——另外两起谋杀案便发生在
这两个州。况且他本人也已承认犯罪，并且自杀身死。现在再来怀疑他有没
有犯罪未免太外行了。正常的理性告诉我们，冯·龚登是凶手。当然，正常
的人类理性也可能错的——我们只不过是凡人；可是我们不得不冒险。我们
必须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再说，很遗憾，葛丽特利·莫赛尔被杀案不是我
们亟需处理的唯一的案件。紧急行动队刚被派到谢里伦去，昨天晚上那里发
生了四起严重的偷盗案。仅仅由于纯粹技术上的原因，我们就无法不顾人力
物力，去重新审查一桩业已结束的案件。我们只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而
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我接着又说，孩子们始终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单在
苏黎世州，每年就有两百多起性罪行是与儿童有关的。当然我们开导家长，
警告儿童，这些我们也都做了，可是我们不能把警察局的罗网编织得那么严
密，以致不再有罪案发生呀。罪案总是要发生的，不是因为警察太少，而正
是因为有警察存在。那一天我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时，那也就是说没有犯罪行
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职责——马泰依在这一点上
是对的，我承认——不过我们首要的任务还是不要越出我们的范围，否则我
们只能发现自己是在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我发表了这篇长篇演说之后便陷入了沉默。外面，教堂的钟开始鸣响了。
“我能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