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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王爷们各回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李秀成从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三年半时间，他拥有的百万大军就这样冰消瓦解了。###毒菌吞噬了李秀成的百万大军。李秀成在苏州失守以后，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而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天京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以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后都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一样只落得一片废墟，任凭野鸽飞来飞去了。太平天国的早衰早亡，撇开政策上和军事战略上失误这些原因不说，单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挡不住贪图享受和###之风的诱惑，而且上行下效，愈演愈烈，终于导致百万大军转瞬间冰消瓦解。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
清代官场图
李 乔
捐官：官员之多如过江之鲫
对于候补官之多，时人讥为“过江名士多于鲫”、“官吏多如蚁”。江南又有口号云：“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
清代实行捐官制度以后，大量谋官者拿钱买到了官，但所买的仅仅是一个职衔，并不是实缺。要想得到实缺，必须等有官位空出来才能递补。这种有官衔而无实缺，时时巴望着补缺的官，谓之候补官。
候补官当时有“灾官”之称，意思是当这种官活受罪，如同受灾一样。这是因为候补官的数量相当多，递补一个实缺极为不易。而当了候补官，大小总是一个官，因而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如雇用长随，酒食征逐，交际应酬，都是少不了的，这就需要花很多钱。而候补官由于没有实际差使，也就没有丝毫收入，所以往往弄得穷困不堪，甚至饥寒而死。
《官场现形记》说：“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以江宁为例，宣统末年，江宁的各种候补官数目如下：道员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百余员，佐贰杂职二千余员，共计四千余员。而江宁的官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才不满五十缺。二者比例为八十比一。又如光绪年间湖北知县汪曾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到湖北省候补官日见增多的状况：“鄂省候补人员日见其多，道府六十余员，同（知）通（判）七十余员，州县二百六十余人，佐杂几及千人。茫茫宦海，正不知何日得登彼岸也。”
由于僧多粥少，仕途拥挤，所以补缺的机会很少。或是等很多年才能补上，或是终身也补不上。曾经捐过户部郎中的大名士李慈铭，在北京保安寺街居住时写过一副对联，叹补缺之慢：“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有人作《补缺》诗云：“部复朝来已到司，十年得缺岂嫌迟。”十年能补上缺就已经很知足了。某年元旦，开封府文武官员至抚署贺岁，巡抚以对联“开封府开印大吉，封印大吉”求对，一候补知县对曰：“候补县候缺无期，补缺无期。”据说有个捐佐贰杂职的候补官，十七年没补上缺，每日在街巷中散步自遣。一次在小巷中认识了一位寡妇，后来二人结为夫妻。这位候补官自嘲说：“我总算补上缺了。”意思是补了寡妇缺丈夫之缺。
候补官长期补不到缺，便穷困不堪，乃至饥寒而死。清人欧阳昱曾说到他亲见亲闻的一些候补官贫困不堪的状况：许多候补州县，贫至饭食不给，饿死在旦夕，不得已借高利贷以救眼前，苟延性命，他日如何，在所不计。某候补知县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冻馁而死。死时身上仅穿破衣破裤，床上唯有一破席。又有一候补知县因饥寒难耐，吞烟自尽。候补佐杂官较之候补知县生活更苦。某候补巡检严冬只穿一件破夹袍，外加一件纱褂，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内用黑纸粘住，头戴破凉帽，脚穿破单鞋，冻得浑身颤抖，两脚站不稳。他对人哭诉说：“一身饥寒已极，妻子又冻馁将死，无路可生，只有求死一法。”人至其家看时，见破屋中其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一床，俱穿破单衣，饿已两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到一位叫陈仲眉的候补知县，到省十多年，因久无差事，吃尽用光，穷得不得了，结果寻短见上吊死了。有一首竹枝词咏候补官初冬卖衣，企盼补缺云：“十月初冬天气寒，皮袭典尽客衣单。投供几载无消息，魂梦时惊到了班。”“投供”是补缺的手续之一，即到吏部报到，开明履历，呈送保结，证明一切无虚伪。诗里说，投供都几年了，也没等来补缺的消息，盼望补缺的心情使他们常常在睡梦中梦到补上了缺。
候补官的心情都是非常苦闷和沮丧的。清末文人赵之谦捐了个江西知县，候补多年也没补上实缺，于是自题书斋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其所刻丛书也以此斋名命名），以寄托自己的心情。“千七百二十九”指当时全国有一千七百二十九个州、县。其意是说这些官职只能“仰羡”而高不可攀，可见其心情是非常苦闷和沮丧的。有一首《羊城候补南词》，也反映出候补官的苦闷和沮丧，词中有云：“你因官热闹，俺为官烦恼。投闲置散无依靠，悔当初心太高……三顿怎能熬，七件开门少。盒剩新朝帽，箱留旧蟒袍。萧条，冷清清昏和晓。煎熬，眼巴巴暮又朝。……穷通算来难预料，只有天知道！安命无烦恼，安分休轻躁，几曾见候补官儿闲到老。”
做官的谱儿
清朝官吏有许多坏习气，其中之一就是摆官谱、讲官派。所谓官谱、官派，就是做官的排场、派头。民国时有位深知清代官吏此习的人评说道：“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版，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实际上，清朝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表现还有很多，包括衣食住行、说话办事等各方面。官场中人的普遍看法是：做官就应当有官谱、官派，不然算什么官？所以，一旦为官，便要摆谱、讲派。即使条件不允许，也要想办法硬摆穷讲。下分六个方面来看清代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情况。
一、官员出门时鸣锣开道、仪仗威武的排场，尤能体现官谱官派。《官场现形记》里的钱典史说到州县官要靠鸣锣开道显示官的身份：“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清制，各省文武官员自督抚到知县，外出时皆有仪仗，仪仗依官品分等级。督抚的仪仗是所谓“八座之仪”，即：以小红亭（头亭）为前导，次为红伞（避雨之用）、绿扇（障日之用）及鸣锣者四人，其后为肃静、回避木牌各二及官衔牌，再次为红黑帽皂役各四人，呼喝不绝，再后面是骑而导者一人（俗呼顶马）及提香炉者四人，然后是本官所乘绿围红障泥大轿，四人抬之，四人左右扶之（即八抬大轿），轿后为戈什哈（巡捕）二人和跟马二骑。《歧路灯》里写学台出行时其仪仗走过的情景：“只见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回避、肃静、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一对又一对，过了半天。……金瓜开其先，尾枪拥其后，一柄题衔大乌扇，一张三檐大黄伞儿，罩着一顶八抬大轿，轿中坐了个弯背白髯、脸上挂着镜看书的一位理学名臣。”如果官员出行走水路，则必择高大楼船，舱门贴红纸字条，旗、牌、伞、扇插列舱面，也鸣锣开道，锣声一响，行舟让路，两岸肃然。出行鸣锣的次数，依官职而不同，其含义也不同。州县官出行鸣锣，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意为“让让开”、“军民人等齐闪开”（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道府出行鸣锣，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打十三棒锣，意为“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无之，则被认为不成体统。如郑板桥夜间出巡不鸣锣开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只用一小吏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