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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惊叹不已”。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有这样的来自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来自直接经历的评价，无怪乎后来的伏尔泰们会把康熙皇帝当做开明君主的楷模而赞美讴歌了。
这位17世纪的伟大君主怎么会如此超前地具有这种“面向世界”、接受西方的眼光与胸怀呢？细究起来，原来也出于对一次学术公案的拨乱反正。康熙后来自己这么回顾：“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这里所说的引发他“自愤而学”的事件就是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的那桩学术公案。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杨光先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和战斗性的口号。虽然作为公案，杨光先很快就输了官司。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他可是大大地后继有人。他的这句话，与后来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心理和逻辑上都完全同构，堪称我们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确”特征的两句口号。杨光先的原话是这样的：“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而有西洋人，则迟早“挥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也”。现在看来，这位挑起事端的钦天监杨光先，虽然因此而被定位于极端保守反动者之列，在说出这句名言之际，除了个###位功利方面的考虑之外，似乎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对于华夏江山“百年之国祚”深远的隐忧。利益与忠心、卑鄙与真诚，有时是会搅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里，这场争论的更重要结果则是使当时年仅15岁的康熙认识到了解西方科学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诚、白晋这些洋老师的指导下，皇帝每天夙兴夜寐，勤奋学习，从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到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终于完成了这些课程。作为皇帝，康熙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在西学上的造诣，恐怕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能够达到的。洋教师这样恭维自己的学生：“皇帝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得那样通晓，以致他竟写成了一本几何书。”——当然，这其实只是皇帝参与编辑、下令抄写的一部数学著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当仁不让地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和别的数学书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学习的成效使得康熙对自己的西学水平能够如此自信，以至于当大数学家梅文鼎进呈《历学疑问》时，康熙居然毫不谦让地表示：“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
不过也正因此，在康熙当政的时候，西方科技的进口，也就比较顺利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还让传教士率队进行全国地图测验，完成了《皇舆全图》这一我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全国地图。此图历时近十载，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最精确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图》。作为对传教士工作的嘉奖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其实早在这之前10年，南怀仁就已经看出了这种交流的前景，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住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皇帝与传教士们交往的大门似乎一直是敞开的。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康熙帝的这一英明设想，是在看了我们用满文给他编写的介绍皇家研究院职能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已经产生了。他打算编纂介绍西洋各种科学艺术的中文著作，并传播到全国，希望能从尽善尽美的源泉——法国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资料。因此，他从法国招聘耶稣会士，就是要在宫中建立研究院。”这一段话曾经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紫禁城里有过研究院，这是一个多么值得重视的材料。莫非，康熙皇帝真有过“这一英明设想”，我们1834年的世界首富
杨红林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全国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