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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充满离别愁绪的沉默。
我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离别。
电台里依旧放着不知所云的流行歌曲，我却只想紧紧握着他的手，即便他的手掌粗糙又多汗。
二哥是个做任何事都很有计划和安排的人，我们到达阿维尼翁高铁站的时候，离火车发车还有四十分钟。我们走到并不大的月台上，发现周围也都是微笑着告别的人们。
“你路上小心。”他低沉地说。
“嗯。”我低下头，看着手中打印好的车票，一时百感交集。
“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
我看着他，忽然一种强烈的热爱与不舍交织的情绪将我淹没。我一把抱住他，紧紧地，脸颊贴着他的胸膛，想要将他的表情、他的气息、他的轮廓、他的线条，全部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好像唯有这样，我才不会觉得告别后的日子有多难。我忽然明白，什么叫做还没有分离，已经开始想念。
二哥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故作开朗地说，“还记得吗，在马德里，你不告而别……”
“在上海你也不告而别呀。”我的耳朵贴在他胸膛上，似乎能听到他有力的心跳。
“好吧，”他苦笑，“所以这次我们要好好告别。”
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温柔的笑脸，用尽力气，挤出微笑。
他也看着我，眼里有一种动人心魄的沉静。
从图龙驶往戴高乐机场的高铁缓缓进入站台，列车员忙着引导一队学生上车，站台上的其他人互相亲吻着告别，我们也不例外。
二哥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走吧。保重。”
我微笑地看着他，好像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吻我的嘴唇。我踮起脚尖用我的脸颊贴了贴他的脸颊，紧紧地抱了他一下，然后放开。我退后一步，拉过行李箱，露出一个我自以为最漂亮微笑：
“我走了。你也保重。”
他从我手里夺过行李箱，转身提上了火车，我跟了上去，发现他正在将我那沉重的行李箱放上架子。就在我要出生提醒的时候，他又把箱子拿下来，塞在下层的格子里。
我微微一笑，是啊，这次没有他帮我提行李，这次我是要自己提呢。
他安放这行李箱的样子非常认真，仿佛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工作。等一切安顿，他转过身来，淡淡地对我笑，然后说：“我走了。”
我点头。
他下了车。我转过身，在车厢里找到自己的座位，正好是一个对着站台的靠窗座位。
路魏明仍然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我。
不知道过了多久，发车的铃声响起。列车门关上，缓缓启动。
我们还是注视着对方，微笑地挥手。他没有像那些电影里演的狗血剧情一样，奔跑着追逐列车，只为了看我一眼。我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只是转瞬间的事。
我的脸有点僵，要维持那样的笑容，实在需要很多力气。
列车开始加速，行驶在南法的山间。两边仍是来时的景象，红砖瓦房、绿草地、歪歪扭扭的橄榄树，这里一直没有变过，仍是梵高笔下那艳丽的浓墨重彩。
只是，今天没有阳光，一丝也没有。
眼泪终于从我的眼眶滑落。可是我很高兴，因为我竟然忍住了，我没有让他知道，这次分离让我多么难过，否则，我想他也会很难过。
整个车厢只有三位乘客，所以我更加肆无忌惮地哭起来。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也许是下一个假期，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很多年以后。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不是现在的样子……
我看着车窗外的景色，以及，车窗上倒映出来的泪流满面的自己。我开始有点痛恨妈妈为我取的这个名字。
鲁西永，鲁西永，这让我无时不刻地记住了那座红土之城，以及……我爱上的那个人。
我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出闸机口。晚上十点，接机的人不算太多，所以我扫了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打电话的贺央。
我拖着行李箱快步走过去，他没有看到我，还在自顾自地跟电话那头的人说笑——一看就知道这家伙在把妹。
看到这样的他，我的糟糕情绪一下子飚升到了爆炸点。
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对着电话冷冷地说：“请你以后别这么晚打电话给我老公，他明天还要早起去码头背米，一家六口都要靠他养活呢。”
说完，我按下了结束通话的按钮。
贺央错愕地看着我，愣了好久，才哇哇怪叫：“你疯了？！”
“嗯，”我冷哼了一声，“可以走了吗？”
贺央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然后啧了一下，瞪着我抱怨道：“你这疯女人，没事拿我撒什么气……眼看着就要到手的肉又飞了。”
说完，他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往停车场走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感谢我吧，姑娘，我把你从虎口救了出来呢……
上了车，我疲惫地闭上眼睛，贺央识相地沉默着，连音乐也没有放。可我脑子里却还是乱糟糟的，我至今都不敢开机，我有点怕接到路魏明的电话或是短信，我怕我又会崩溃地大哭……
可是回到家，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打开手机。有十几条未读短信，我迅速地翻了一下，没有他。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五味陈杂，既松了一口气，又有点难过。
在床上躺了半天，发现自己完全睡不着后，我还是发了一条信息给他：
“已平安到家。勿念。”
很快的，我就收到了回信：
“我也是。照顾好自己，有事打我电话。”
我丢开手机，黑暗中，平躺在床上，过往的种种，如走马灯般出现在我脑海里。如果说，从发生在我父辈身上的这些故事中，我多少能够学到点什么的话，我想我最大的改变，便是懂得了忍耐。
于是我闭上眼睛，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尽管这很不容易，但我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路魏明签过字的合同放在了梁见飞的办公桌上。后者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有一种欣慰，她看也没看我递给她的那个大信封，直接把它丢到了一边：
“怎么样，有收获吗？”
我想了想，淡然地笑着说：“有吧。”
这天晚上，贺家国又叫我去吃晚饭。我从来不拒绝他的邀请，当然他也很识相地没有频繁邀我。我刚停好车，贺央也回来了，我们一起上楼，一起进门，当贺家国拿着锅铲来开门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真的是一家人。
今天的晚餐依旧是简简单单，四菜一汤。吃饭的场面也从来不会很热闹，话最多的是贺央，如果我没有认识他这么久，如果我没有看过他一个人时沉静的样子，我可能会觉得他有多动症……
贺家国很少说话，对我也只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我甚至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讲场面话还是多少有点关心我。
“你跟那个‘二哥’到底怎么样了……”贺央喝着汤问。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怪他竟然在这种场合谈论这件事。贺家国也不禁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没怎么样。”我硬着头皮答道。
“你不是专门去找他的吗？”
“嗯……”我讪讪地回应。
“他不喜欢你了？”贺央跟我，从来都这么直来直去。
“不是啊。”
“？”
我干笑了两声，平静地说：“我们……很好。只不过……距离太远了。”
说完，我自顾自地喝着汤，根本不去看贺央那赤，裸，裸的诧异的目光。
吃过饭，通常是贺央在厨房洗碗，我跟贺家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他偶尔会问我一两个问题，都是关于近况之类的，然后我在差不多的时间起身告辞。
“那个男的是做什么的？”今天，贺家国一反常态，一坐下来就直截了当地开始发问。
“哪个？”我还想装傻，但接受到他威严的目光之后，就如同法庭上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懦懦地开口，“……他是做建筑模型的，在巴塞罗那的一间教堂工作。”
贺家国点头，继续问道：“是个怎样的人？”
这……要怎么回答？
“嗯……是个好人。”我想了半天，也只能想到这样的答案。因为关于路魏明……我想说的，太多太多。
“你爱他吗？”贺家国问这问题的时候，那表情简直就跟在法庭上问“你是不是认罪”一样。
“……嗯。”我尴尬地点头。
“那他爱你吗？”
“……嗯。”我垂下眼睛，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