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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三十五周岁以下职工，初中毕业及高中生，均应参加中级技术培训学习，提高技术素质。操作工（包括合同工）中级工不合格者，不得晋升四级工。中级工考核合格者，在原有工资基础上再向上升一级工资，直到六级工为止。
3．学员到课一天，给到课金0。50元；迟到、早退、中途退课或作业不交，每次罚款0。25元，有特殊情况请事假者，每天扣0。50元，旷课一天，罚一元。请假手续当月结清，不能补办。
4．学期考试成绩合格者，发资学金五元；全勤者发全勤奖五元；评为优秀学员发优胜奖十元；班长对班级和点我工作负责，发补贴十元。
学期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或到课率不到80％者，不发奖。全学期缺课超过三分之一者，做除名处理。无故缺课者，除不发到课金外另加罚十元。
谁要是稍加认真地看一看这份制度，就会发现这四条当中的每一条都和钱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牢牢地有关。鲁冠球不去考虑这样做是不是金钱挂帅了还是什么金钱万能了。他只考虑在时下，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厂里，什么样的办法最能有效地改变职工的低文化水平的状态。
鲁冠球的这一招，到底还是灵的。无论三十五岁以上的还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再也没有一个人敢把甘蔗皮啃到车床边，再也没有人不会用卡尺，更不会把报废的万向节扔到池塘里去了。
他们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学习着文明，学习着某一种崭新的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生产着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全新的自己了。
除去在自己的土地上改变着自己之外，当然还包括着在别人的氛围中改变自己。许多人就这样被送出去了。
他曾经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中送出去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地成了人才。1984年，他承包的第二年，他一口气就送出去四十四名年轻人。学费、路费、生活费，统统由厂里承担。那一年，鲁冠球因此而交了八万元钱。而从1984年到1989年，工厂花在这方面的钱，已达到了五十万元；从1989年到1997年初，在职工的教育投资上，经费已经达到了一千万元以上。
第二篇 九十年代记忆
第14章 王石：我的道路与梦想
【王石小传】
王石是创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广为人知的、具有标杆意义的新型企业家。
1978年4月，在中国改革开放号角刚刚吹响时，这位拥有锡伯族血统的年轻人便来到了改革的最前沿阵地——深圳，故事由此开始。
在当时百废待兴的特区之地，王石充分展现着他的商业天赋——他做过标准的“倒爷”：依托父亲是郑州铁路局员工的背景，他先是倒卖玉米，掘到第一桶金后，在群雄并起的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开始倒汇，在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实行产权改革，摇身一变而成“万科”，王石也终成中国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
但王石真正能被历史记住的，却并非是他的早期资本积累和后期财富之间的逻辑关系、抑或数字大小，而是王石从混沌中走来，却始终保持了阳光性格的真实。
当万科确定了房地产主业后，王石面临着一个充满暴利的行业：当时房地产业内有“低于40％利润不做”的行规，而早期的房地产公司只要拿到一纸土地批文，转手便能获得100％以上的利润。就在此种背景之下，王石却给万科提出了“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在当时看来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此同时，王石还提出了“两个70％原则”，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以上，这样一条原则无疑将万科框死在房地产业内，而当时深圳特区内95％以上的企业都是多元化经营的。
回望三十年企业变革历程，无数公司如过眼云烟般消逝，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留存下来，这其中又有半数早已苟延残喘，好好活着的只是凤毛麟角，王石和他的万科便是这罕见的幸存着。与其他人相比，企业家王石并非没有犯过错误，正如与王石相熟的宁高宁所言：在成长的道路上，万科几乎犯过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可是它是幸运的。幸存者的幸运在于，他们的错误还没有把他们毁灭的时候便醒悟了。
在关于王石的故事中还有一个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次房地产会议上，主持人忽然为了一个问题——“现场企业家中，没有行过贿的人请举手。”结果百余人的会场，所有的企业家大佬都面面相觑，只有一个王石颤巍巍地举起了手。
当然，后期的王石令人称道的还有他的登山，他的放权，他的慈善。
但在所有这些背后，其实是一个企业家超脱现实的睿智与眼光，王石的经历和所作所为，给了中国三十年改革一个阳光的模本。
下文是王石关于他早期的经历，以及他性格诞生历程的自述。
◆第一桶金：为正大贩玉米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
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西迁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1983年5月7日，我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一辆破烂的日本轿车来车站接我。
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基上颠簸着行驶，车门嘎吱嘎吱地晃荡，似乎随时可能掉下来。车门外，满目吊塔林立，头顶安全盔的施工队伍车水马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
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同时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胰腺素猛增。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还行使特区政府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管委会撤销，其原班人马组建成特发公司，行使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力仍然保留，只是，其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印章上有个（2）字，简称政府2号章，以视区别政府的（1）号章。一家公司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先生。通过会面，达成了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发贸易部报到。同一天报到的还有一位名叫张西甫的转业军人，“文革”前他曾被选送到飞行航校学飞行，但“文革”时受父亲牵连转业当工人，父亲复出后他又穿回绿军装，现在是二次转业，自愿到特区闯荡。
接待我们两人的是特发贸易部总经理——陆润灵先生，瘦瘦的、客家人，东江纵队老战士，来深圳之前在韶关某报纸任总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陆总说起话来极具煽动性且言简意赅：“贸易部没有钱，但有‘三张皮，，那就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要走正路，一不做违法的事，二靠大树——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傍大款——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
我和张西甫被分配到贸易一科，科长是单璇女士，北京人；业务员邱其浩，一位老大学生，大家叫他邱工；还有本地人蔡作兴和广州外语学院刚毕业的陈超等。
贸易部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单科长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单，来自七机部的邱工忙着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个子瘦高的小蔡忙着进口小额装修材料，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广州钢厂基建处，争取开门红……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凡事总要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在走访了深圳的几家进出口公司后，我发现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竟然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只要弄上几千打折叠伞或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