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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方科技工作会议后不久，张劲夫传达了邓小平、陈云的指示：现在拨巨款研制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
据此，张劲夫提出，科学院的近期研制方针是，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父亲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指示和中国科学院的近期方针。目前，确实出现了科研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某些项目收缩一下，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是有好处的。搞探空火箭，本来就是我们研究人造卫星的第一步任务，今后就要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做扎实、细致、艰苦的工作。
此后，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在王希季等科技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60年2月，他们自行研制成功了“T…7M”型液体探空火箭，火箭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虽然它像个大炮仗，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研制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这一年的4月18日，父亲在张劲夫、郭沫若、钱学森等人陪同下，冒雨来到位于上海江湾机场内的简易试车台，观察了“T…7M”火箭发动机的热试车，对研制火箭发动机的专家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科技展览会上察看了这种探空火箭后，大加赞扬，勉励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
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又说：“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1960年4月18日在上海，父亲（左四）、张劲夫（左三）、钱学森（左二）
视察探空火箭发动机试车情况
5个月后，发射重量达1138公斤，飞行高度60公里，携带25公斤气象探测仪器的我国第一枚T…7型高空气象火箭，在安徽省广德县山区发射成功。这应该算作中国人在人造卫星的研制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绩。
但是，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新技术协定，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卫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后便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1）
1964年，中国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震惊世界。沉默了许久的卫星，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65年初，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引起周恩来的关注。
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我国暂停研制的人造卫星，应该重新上马。
钱学森写道——
自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对这些技术都有过一些考虑，但未作为一项研制任务。现在看来，弹道导弹已有一定基础，如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携带仪器的卫星，计划中的洲际导弹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工作是艰苦复杂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计划，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
1965年2月初，父亲看过钱学森写的报告之后，作出如下批示——
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中程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钱的这个建议，我意，请张爱萍邀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步骤上，还是先把中程导弹搞出来，作为运载工具。头部（卫星）要与中国科学院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地球物理所及搞探空技术的力量。如何分工，请在座谈会上研究一下。可考虑卫星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进行研制。
根据父亲的意见，国防科委组织力量对研制卫星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将论证结果报告给中央专委。
1965年3月，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委召开了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赵九章、吕强等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者对发射人造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对运载工具的选择及卫星的重量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现在技术基础已经具备，研制和发射卫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应该统一规划，有步骤地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
5月初，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将研制卫星列入国家计划。
7月2日那天，父亲专门听取张劲夫、张震寰的汇报，内容是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
听完汇报后，父亲说：“研制、发射人造卫星是个很复杂的任务，要很好地分工。卫星本身真正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尖端，它过了关，可以带动一系列技术的发展。运载火箭及其第三级火箭还是由七机部研制。”
他又说：“我国的第一颗卫星能发射上天，能听到、看到，考验了运载工具和探测仪器就不错了。为抓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这项工作，需要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或小组，下设一个业务局做具体工作。我国究竟需要发射一些什么型号的卫星，要很好论证、研究。型号不要太多。……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将来要成为一个基本的卫星发射试验基地，搞一些可以移动的测量设备，搞一些临时的或辅助的试验基地。”
半个月以后，父亲在听取七机部领导王秉璋、钱学森等人汇报时，又谈到了卫星的问题。他说，如果运载工具1969年能搞出来，1970年放人造卫星是可能的。
他又说，人造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担任，这个担子已不轻。运载工具包括第三级火箭，应由七机部搞。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必搞什么更多的科学探测，只要放上去，送入轨道，能转起来，听得着，看得见，就行。成功后，再搞通信、侦察、气象等卫星。
他还说，“大跃进”时，谁都要搞上天的，各搞各的型号，事实教训我们，上天不是那么容易，各搞各的是不行的。
多年以来，父亲一直反对各搞各的，提倡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搞大协作。搞卫星，他仍然是这个观点。
随后，中国科学院上报了卫星研制规划。
8月2日，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专委会对中国第一颗卫星提出的要求是：必须考虑政治影响。我国第一颗卫星应该比苏美第一个卫星先进，表现在比他们重量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听得见。
中央专委会还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并对卫星工程作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2）
这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开始进入了工程研制阶段。为全国协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再加上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中央专委确定，把搞人造卫星的代号定为“651”任务。
9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卫星设计院，由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
中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程，终于正式起步。
东方红一号上马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人造卫星工程的研制受到很大干扰。父亲那时候紧紧盯着“两弹结合”试验，盯着氢弹，除此之外，他还盯着核潜艇和卫星。搞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他到马兰核试验基地视察，离开马兰，他没有直飞北京，而是和张震寰、钱学森等人一起，又回到了酒泉。时间是1966年11月17日。
他这次来，是专门为了卫星来的。
导弹试验基地的领导李福泽、栗在山、张贻祥等，起初不明白父亲他们为什么又来这里。父亲说：“我这次来，是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
父亲说的要紧事，就是卫星的事。父亲告诉他们：现在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基地管。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站址勘选、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