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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叶剑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后，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为防万一，马上搬家。他还诙谐地对杨成武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杨成武马上又赶到我家，把叶帅的意见转告给父亲。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
那段时间，父亲像重新回到战争年代那样，时刻警惕着，思索着，也期待着。10月5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我的父亲，说：“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父亲意识到了什么，连日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些。
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留。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了10年，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的这个反革命集团，终于被一举粉碎。
于无声处听惊雷（2）
于无声处听惊雷。有人说，我的父亲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使的是“暗劲”。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口，父亲尽到了自己一个老兵、老帅、老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
而前面的这一切，我，甚至我的母亲事前都不知道，父亲的嘴巴太严实了，原则性太强了，不该说的，他一个字也不露，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大约是10月7日那天，我在办公室听人悄悄说起，“四人帮”给逮起来了。虽然中央的文件是几天后才传达的，但在当时的北京，很快就私下里传开了。
我心里暗暗高兴，也很兴奋。傍晚回到家，见父母正准备吃饭，我坐在他们身边，以为父亲会告诉我一点内部消息。耐心等了一会，见他面无表情，一点反应没有，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过三个酒杯，放在他、母亲和我面前，然后又倒上酒。
父亲望着我，说：“你干吗？”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
父亲问：“知道什么了？”
我忍住笑，说：“‘四人帮’的事呀。”
父亲又问：“‘四人帮’，怎么了？”
我说：“给逮起来了呀！”
父亲这才笑了笑：“你都知道了？”
我说：“外面早传开了。来，我们干一杯，庆贺一下。”
父亲说：“好！”
他举起杯子，母亲也举起来，我们碰一下，干了。感觉好痛快！至今忘不掉，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发生在眼前似的。
十月惊雷，云开日见。从此，我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全国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开始了她缓慢的复苏……
从拨乱反正到小平出山
1976年10月以后，来看望父亲的人明显多了。我听到，老同志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一是大家互相倾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和曲折经历，二是必须拨乱反正，把错的改正过来。
如何拨乱反正？父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尽快恢复他们的工作。老同志里面，死的死了，没死的也扒了几层皮。需要解放的人里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小平。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在革命洪流中过从甚密，更主要是父亲深切了解邓小平的人品和才能，中国革命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
父亲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前列腺的问题住进301医院。虽说邓小平还未“解放”，但父亲听说后，执意要去探望他，还让管理员买了个大西瓜抱去了，因为西瓜利尿，对前列腺有好处。两位老战友见面，自然会谈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父亲越来越感到，邓小平必须出来工作，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父亲找到叶剑英，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心骨”，为党和国家立了殊功，当时他说话最有分量。
叶剑英表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大家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
当时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在各种场合，积极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应请邓小平复出。
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这种强烈的呼声下，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肯定了邓小平与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无关，这就为邓小平复出扫清了部分障碍。华国锋同时表示，对邓的工作问题，要等到召开党的正式会议时解决，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此，邓小平为开创中国历史新时期，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接着，父亲又积极支持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关于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早在1975年5月7日，邓颖超妈妈来家看望父亲时，父亲就提出：“彭老总已经逝世，他有很大的战功，为人刚直。一位共和国的元帅，红卫兵把他从四川押回北京时，在火车上就遭受到残酷折磨，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令人非常气愤。请你转报恩来同志，建议为彭老总平反昭雪。”
在当时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为彭老总平反昭雪还不可能做到。但是，父亲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迫切想法，可见他后来为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呼吁奔走，不是心血来潮。一直拖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为彭德怀平反作出决定，父亲感到欣慰，我记得父亲说过，这下彭总可以瞑目了。后来，父亲看到《人民日报》上报道彭总受到北航“红旗”造反派骨干分子刘汉如横加迫害的情况，十分愤慨，当即让告杨尚昆同志，对此人一定绳之以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83年3月，彭总夫人浦安修来看望父亲，谈到彭总的历史功勋，父亲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庐山会议时彭总受了委屈下台，林彪不敢这样放肆，‘文化大革命’也许不致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此外，父亲还努力为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同志平反做工作，要求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恢复他们的工作。为了给刘仁、邓拓平反，他曾给胡耀邦写信，讲：人虽殁，冤必雪。
正是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搞得彻底，才使得中国很快走出“文革”的阴影，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那个激动人心，然而又是复杂多变的历史阶段，父亲的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他与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陈云、彭真、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为维护稳定党、国家和军队的大局，应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位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关心最多的，仍然是军队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父亲重新担任军委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工作。后来，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父亲又协助邓小平工作。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如既往关心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79年6月的一天，邓小平与父亲谈话，让他负责调整、配备新一届解放军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这是邓小平对父亲的信任。父亲奉命与总政治部及干部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并找一些干部调查了解，提出了各级班子的人选，最后经军委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共同讨论，确定下来。这次配备班子，认真贯彻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上上下下比较满意。
“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老同志出来工作后，随着时间推移，干部年轻化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这个问题现在似乎不那么严峻了，但在当时，想打破高级干部终身制，是有很大难度的，矛盾也很尖锐。父亲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想得通，他不迷恋权力。为了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80年8月8日，他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看望解放军代表团时说：“我已经83岁了，应该交班了，我请求交班。”1985年8月23日，他写信给中央，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他一直想在这方面带个好头。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回他是下决心辞去党内外一切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