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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发生后,各地的国防工厂纷纷告急。这些工厂有的十分重要,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必须保护好,否则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难以收拾。
父亲平时最担心的,除了科学家们,就是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国防工厂。
最早出现问题的国防机密工厂,是设在青海省西宁市的221厂。前面已经讲过,由于父亲的立机立断,经请示周总理后,这才平息了该厂的内乱。
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告急的电话打到父亲那里。父亲意识到,任其乱下去,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国家将会蒙受重大损失,因为那些国防工厂、科研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一般的工厂受到冲击,顶多停产,而这些单位事关国家机密,有的还对社会安全构成隐患,如果大乱,局面肯定会难以收拾。
忧心如焚的父亲想到了一个办法。3月11日,他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送上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报告中说: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建议将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五机部机械研究所、四机部十院、六机部七院、七机部、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各单位,由国防科委军事接管,以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
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报告送上去后,父亲寝食不安,就怕万一给打回来,他若再想保护国防科研单位和工厂,就无能为力了。
10天之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示发给父亲,父亲心中大喜,10天来的忧虑,终于有了结果。他立即组织国防科委落实。他在对参加军管的人员讲话时,明确提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正轨,以便撤出军管人员。”
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父亲终于松了口气。他想趁热打铁,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他又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成18个研究院,以便开展国防科研工作。9月20日,这个提议在经过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后,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让你牵挂让你忧(4)
报告中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改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分别是:1、地对地导弹,2、地对空导弹,3、舰对舰导弹,4、潜对地导弹,5、卫星,6、飞机,7、舰艇,8、探空火箭,9、核武器,10、电子整机,11、火炮,12、装甲坦克,13、特种武器,14、电子元件,15、光学和精密机械,16、新材料,17、空气动力,18、工程设计。父亲在报告中说,这样调整改组的好处是:可使研究与作战使用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有利于大力协同;可更好地贯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可迅速自行设计武器装备。
这18个研究院,大部分是原有的,进一步补充加强;一部分是把分散的急需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新组建的。
这是文革中父亲为摆脱国防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说,这是父亲在动乱年代为保护国防科研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他的愿望是,既要保护好这些单位不受冲击,同时还不中断国防科研工作。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10月2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父亲太爱科学事业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正是这个举措,使国防科研单位在混乱的年代里基本得以保全。而且“文革”期间,科研成果仍然能够涌现,比如氢弹爆炸,比如卫星上天,比如核潜艇下水。这都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试验成功的。中国的国防科研人员,于逆境中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更是弥足珍贵。
但是,他个人却又为此多了一份“罪状”,国防科委的造反派说:“聂荣臻为了垒聂氏山头,所以想出了组建18个研究院的主意。”
还有人说:“过去说罗长子(罗瑞卿)手伸得很长,现在聂荣臻的手伸得比罗长子更长,他从原子弹一直抓到了山药蛋(马铃薯)。”这个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久前,父亲在听取刘西尧汇报原子能利用问题时,曾经说过,放射性同位素如何用在民用方面,值得研究,比如山药蛋经过同位素辐照,有利于防止霉变和种子的提纯复壮。
父亲去世之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大珩说:“‘文革’期间,聂帅提出,要保护从事国家任务的专家。我也是保护对象。我很幸运地受到聂帅的保护,虽受到精神压抑,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要向聂帅表示衷心感谢的一件事。这件事才使我有可能在以后更好地从事科研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界尤其是国防科技界所受的冲击比较少些,父亲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父亲牵挂科学家,牵挂科研单位,牵挂国家的科技事业。同时他作为一名军人,一名老兵,更牵挂、忧心国家的安全和部队的稳定。父亲太爱这支军队了,他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最不愿意看到部队出乱子。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部队不稳定,国家也就谈不上安全。可是,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的高潮,形势越来越混乱,并且很快波及到军队。解放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暗流涌动,形势严峻。
这种情况下,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父亲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从1967年1月8日到4月下旬,连续召开多次军委碰头会,老帅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父亲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其实,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和那些正直的领导人一样,首先想到要保持部队的稳定,他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的目的,是要借“文革”造成的大乱夺权。江青一伙先从夺取地方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的权力;林彪一伙先从夺取军队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权力。这其中,江青一伙也想插手军队,搞乱军队。这两派政治势力兴风作浪,引起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你不让他夺权,等于挡了他的道,他必将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让你牵挂让你忧(5)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不久,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以及我父亲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就在中央领导同志碰头会上,多次和林彪、江青一伙发生对立。后来这些和他们对立的人,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老革命家们竭尽全力想稳定部队,林彪、江青一伙挖空心思想乱中夺权,两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争论,发生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斗争。后来,在2月14日到16日,又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说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