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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才子命乖，身逢乱世不说，又处于“牛李竞争”的夹缝中，一辈子蹭蹬蹇涩，衰到十足。从谱系方面讲，他与李唐皇族同宗，但属渺远支系，自童年起就随父辗转奔波。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李商隐巧遇伯乐：天平军节度使令孤楚很欣赏诗人的才思，辟为幕僚。但是，大和七年诗人赴京应试落第，不得已又去华州做幕僚。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令孤楚的儿子令孤綯出力不少，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转年，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为其幕僚，并娶其女为妻——此举成为他日后一生困顿的开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属于“李党”，令孤父子属于“牛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是“诡薄无行”的背叛举动。后来，他在弘农县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挂官而去。唐武宗继位后，“李党”得势，本来李商隐仁途出现重大转机，但当年其母病逝，依礼要离职服丧。等到他终有机会回朝时，唐武宗崩，唐宣宗上台，尽逐李党，令孤綯为相，诗人自然处于极其狼狈的境地。无奈，他只能只身一人应李党成员、时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之邀，远至桂林作幕僚，“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正是诗人当时悲愤苍惶心态的写照。在桂林的一年多，诗人生活基本风平浪静。但郑亚很快因事被贬，李商隐又失去依靠。回到长安后，走投无路的诗人只能厚着脸皮去见令孤綯，得补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击又一击，上天对才人真是太不公平。大中六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隐又赴梓州为人作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六年之后，诗人含恨离世。
“甘露之变”后，另一重要诗人杜牧也有感触，但他的态度同李商隐完全相反。当时，一直辗转在外的杜牧刚刚入京作监察御史，恰值李训、郑注气势熏天之际，杜牧对二人又反感又惧怕。很快，他的好友兼同事侍御史李甘被李训外贬为封州司马，更让杜牧义愤难平。气归气，恨归恨，处于政治旋涡的杜牧已是官场不大不小的油子，当时没有任何诗作表态。未几，他又赴洛阳作官，逃过了“甘露事变”的血劫。假如他当时在朝，很可能在乱中被宦官杀掉。
十多年后，在其《昔事文皇帝三十三韵》中，杜牧小声讽讥了李训和郑注“狐威假白额，枭啸得黄昏”对于阉党，杜牧只字未敢提一家，连影射字眼也毫毛全无。
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后世称此二人为“小李杜”。杜牧一生，与李商隐一样，也是颠沛流离，仕途乖蹇，原因也相同——陷入“牛李党争”的纠缠。
杜牧家世显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当年韦皇后九族被杀，由于杜家大族与之联邻而居，杜曲、韦曲挨在一起，“诸杜滥死非一”，杜家一族也被当作韦氏家庭，被兵士枉杀了不少。杜牧家族，在唐代就出过十一个宰相，其祖父杜佑，也曾三朝作相。但是，由于父亲早死，杜牧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变故，“食野蒿藿，寒无夜烛”。贵家子弟，一朝沦落。但杜牧好学上进，一心求学，不仅文才好，他又苦读兵书，准备经世济用，一展才略。在《上周相公书》中，杜牧的文韬武略，淋漓尽致，展露无遗，绝对是将相之才。
太和二年中举后，杜牧只获任校书郎。不甘心录章摘句，诗人就入牛僧儒淮南节度幕府，一不小心，成了“牛党”份子。在近十年的幕府生涯事，杜牧倒不象李商隐那样穷愁落魄，反而是豪奢潇洒，终日纵酒欢歌：“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朵花”，贵公子的深层习气一曝无余。
甘露之变，杜牧逃过一劫，后又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入京任左补阙，由于政治黑暗，诗人噤口落寞，还劝人“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稍有慷慨，也是风月的放达与往昔轻薄的回顾：“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唐文宗死后，李德裕为相，牛党人士纷纷落马，但杜牧未受太大冲击，何者，李杜两家是世交，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还曾为杜牧爷爷杜佑的僚属，李德裕还辟杜牧弟弟杜剀为幕僚，二人又均是高门出身，自然关系不会很差。虽如此，由于杜牧和牛僧儒关系太近，李德裕会昌年间当权时并未重用这位奇才诗人。而且，杜牧由于曾得罪过李德裕好友李绅（当时也入朝为相），不久他就被外放黄州。
这位李绅不是别人，写过著名的《悯农二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同样一个人，也是“司空见惯”典故的由来人。这位早年写诗忧农的大官，晚年位至司空，盛排酒宴招待诗人刘禹锡，并在席间遣美貌歌女劝酒“三陪”，为此，刘禹锡感慨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剌史肠”。
可见，知识分子作文作诗是一码事，人品和行事完全又是另一码事。
唐武宗继位，李德裕立被窜逐，“李党”失势，“牛党”纷纷回朝。杜牧很尴尬，由于“李党”在位时没怎么“迫害”他，“平反”名单中也就没他份，而且，由于其弟是“李党”，“牛党”还把他放至更僻远的睦州作剌吏。
病急乱投医，杜牧忙向时为宰相的白敏中上书，大肆吹捧“牛党”，并恶毒攻击李德裕，十分不厚道。白敏中没什么反应，倒是有贵人出手相授，宰相周墀把他调回京城，任司勋员外郎。
真正回朝又回政治中心，杜牧不久即大失所望，哀叹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后来他得为知制诰一官，清显位重，但锐气尽失，暮气沉沉，不久即郁郁而终。一生沉沦，“半是悲哀半是愁”。
再讲一下文宗皇帝。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完全失去权柄，受制于阉宦，“虽宴享音伎杂陈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
一次，他在集思殿与当值学士周墀聊天，问：“朕与前代皇帝相比，可以和哪位相提并论呢？”
周墀文臣，自然说“客气话”，“陛下圣明，可比尧舜。”
文宗苦笑。“朕怎敢与尧舜明主相比，我向爱卿询问，只是想知道我与周赧帝、汉献帝相比，强弱如何？”
周墀闻言大惊，手中酒杯都掉在地下：“那两个亡国之君，怎能与陛下相比！”
文宗摇头，叹息道：“周赧帝、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权臣，现在朕受制于家奴阉宦，以此言之，朕实不如二帝！”言毕，这位皇帝泣下沿襟，委屈得不行。
公元839年，“甘露事变”四年之后，病中的唐文宗也被宦官毒死，时年三十三。
当时得知文宗皇帝驾崩的消息，诗人李商隐有《咏史》一诗，伤悼文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此诗并非讽刺文宗奢侈，相反，诗人字里行间充满惋惜之情。唐文宗一生节俭，又竭力用贤，只是“运去时穷”，误用小人，事与愿违，最终被“家奴”药死，含冤而逝。
乘时运智也立功——李德裕的“会昌之政”
唐文宗被宦官们下药后，还未咽下最后一口气，众位公公兔子脚一样飞奔，在仇士良、鱼弘志等人率领下，带兵入十六院，抢“拥立”之功，把文宗五弟颖王李瀍弄进宫去，立为皇太弟。
文宗皇帝原来的本意，当然是立自己的侄子太子李成美。太监刘弘逸等人与穆宗的妃子杨贤妃关系不错，也想拥立杨太妃的儿子安王李溶。
深宫内殿，拼比的就是太监的实力，仇士良、鱼弘志二人手中有禁卫兵，又能抢先一步，矫文宗遗诏，颖王李瀍便成了皇帝，是为唐武宗。
唐武宗一继位，在仇士良窜掇下，马上赐死了自己的八弟安王李溶、侄子皇太子李成美小朋友（乃敬宗之子）以及安王的生母杨贤妃。仇士良等人也趁机挟怨报复，杀掉不少和唐文宗关系密切的乐工和太监。
唐武宗虽袭位不正，此人却是个有魄力的君王，在他身上，既有唐宪宗的英武，又有唐穆宗、唐敬宗的贪纵，是个英君与昏君的混合体，只不过，此人是英武占了其中的大半。
武宗继位后，以李德裕为相，言听计从，君臣二人“会昌之政”，最大的功绩有两件：一是消灭回鹘残余势力，二是平灭刘昭义节度使刘稹叛乱。
武宗继位时，回鹘刚刚为黠戛斯（今吉尔吉斯族）打败，除逃奔安西、吐蕃外，有不少余众逃向唐朝边境的天德军附近，侵逼受降城（当时名西城），“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