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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尽管商品的使用价值可能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十二小时社会平均工作日总是生产6先令的价值产品，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如何分割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日价值，从5先令下降到3先令，那末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从前需要10个劳动小时，现在只要6个劳动小时就够了。有4个劳动小时空了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只要中国的产品构成美国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廉价的，美国就难以政治原因拒绝给中国以相应的贸易待遇，来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否则就会影响到美国的通货膨胀，影响到美国资本家的利润（占有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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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本身就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还没有回答的那个矛盾。魁奈说：
“你们认为，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不损害生产，越能节省费用或昂贵的劳动，这种节省就越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尽管如此，你们又认为，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大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1/10，这绝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他的工作日甚至还可能延长，以致他现在要在14小时内生产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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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商品等等。因此，在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之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因为这种发展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15小时，以代替原来的10小时。现代庸俗经济学将这下一页的内容改为，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自愿转让剩余价值给资本，即让资本拥有剩余索取权。而且尽管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下降了，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似乎提高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商品没有变便宜的情况下，究竟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在下面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时，就可以看到。资本具有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社会要想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过程中取胜，也需要某种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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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协 作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一定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质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如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物化为6先令，那末1200个这样的工作日就物化为6先令×1200。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体现了12个劳动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体现了12×1200个劳动小时。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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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
不过，在一定限度内还是会发生变化。物化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平均量始终只是同种的许多不同的个别量的平均数。在每个产业部门，个别工人，彼得或保罗，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这种在数学上叫做“误差”的个人偏离，只要把较多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会互相抵销，归于消失。著名的诡辩家和献媚者艾德蒙·伯克甚至根据他当租地农场主的实际经验也懂得，只要有五个雇农“这样小的队伍”，劳动的所有个人差别就会消失，因此任意五个成年英国雇农在一起，和其他任何五个英国雇农一样，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同样多的劳动。无论如何，明显的是，同时雇用的许多工人的总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数，本身就是一天的社会平均劳动。例如，假定一个人的工作日是12小时。这样，12个同时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就构成144小时的总工作日，虽然这12个工人中每个人的劳动都多少偏离社会平均劳动，因而每个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时间有多有少，但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日作为144小时总工作日的1/12，都具有社会平均性质。但是，对于雇用12个工人的资本家来说，工作日是作为12个工人的总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这12个工人是协同地劳动，还是他们劳动的全部联系只在于他们为同一个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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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做工，每个工人的工作日都总是总工作日的一个相应部分。反之，如果这12个工人每两人为一个小业主雇用，那末每个业主能否生产同样的价值量，从而能否实现一般剩余价值率，就是偶然的了。这里就会出现个人偏离。如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商品所花费的时间显著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他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显著地偏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平均劳动时间，那末，他的劳动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不是根本卖不出去，就是只能低于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出卖。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能力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找到了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办法。不过这个最低限度是会偏离平均水平的，虽然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必须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6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社会来说会互相抵销，但是就单个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对单个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会完全实现。【罗雪尔教授先生声称他发现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这位教授先生不应该在婴儿室和在没有主要人物——资本家的情况下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则刻意寻求对平均水平的偶然偏离，并把它当成了绝对的偏离，尽管他们学过概率统计，但理解不了其中的逻辑。见De Bondt； Werner F。 M。； and Richard Thaler； 1985。 Does the Stock Market Overreact？ Journal of Finance； 40 （3）； 793…805。】
即使劳动方式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