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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制定的现行（1867年）工厂法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10小时，即一周的前5天为12小时，从早晨6时至晚上6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间净剩10 1/2小时；星期六为8小时，从早晨6时至午后2时，其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60小时，前5天为10 1/2小时，星期六为7 1/2小时。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我们也有劳动部门，但劳动法的执行情况如何，却没有定期公开的报告。难怪一些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只是口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吧。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6点前1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6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5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10分钟。星期六下午到2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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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星期五：早6时前15分钟、晚6时后15分钟、早饭10分钟、午饭20分钟，即60分钟/日，5日共计：300分钟；星期六：早6时前15分钟、早饭10分钟、下午2时后15分钟；1周共计：340分钟。
就是说，每周多出来5小时40分钟，每年以50个劳动周计算（除掉2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27个工作日。”
“如果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5分钟，一年就等于2 1/2个生产日。”“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12个月就变成13个月了。”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于是，工人一方面要承受降低的工资，另一方面要付出更高的劳动强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1857—1858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莱昂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122家工厂倒闭，143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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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3刻钟。”
在1861年至1865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6时至晚上6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现在也有人对在私营企业打工的打工仔所承受的苦难作类似的辩解。【《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述，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1836年6月初，杜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的儿童5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战栗教徒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4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战栗教徒先生被判处罚金20镑。德莱登对这些战栗教徒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狐狸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它不敢发誓，一味妖言惑众，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佯作仟悔者的神情，它想破戒，不先祈祷一番，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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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末，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很困难了。”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眼见得无法遮羞，西方经济学抛出所谓的“剩余索取权”，为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辩护，认为由于“承担”了风险等原因，资本家应当享有剩余价值，只不知他们如何将“啃吃饭时间”与“‘承担’风险”等联系起来。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000镑放进了我的口袋。”“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13岁以下的只准劳动6小时的童工叫做“半日工”。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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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以上我们考察了一些部门中竭力延长工作日的情况，考察了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在这些部门中，无限度的压榨，正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资本终于受到法律的约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定昂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 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勒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今天有人也要拒绝讨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这种制度，正象蒙塔古·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