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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C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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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8/10。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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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略就可作为例证。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一个时期的统计数字常常与另一个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可比。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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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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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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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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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爱尔兰）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