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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兰德先生，我很想知道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情况。”
“在上个周期天的《泰晤士报》中，我有幸与CarrieChapmanCatt女士对此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论……现在的中华民国并不是我们美国人理解的真正的共和国，有效率的共和政体并未建立起来。目前中国所呈现出的安静，绝不是由于中国民众对政治状况表示满意。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制度根本就没有最起码、最基本的理解。因此，更不用说他们是否真正接受这些想法了。”
“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民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正忙于这个国家近年来最大的一次谷物丰收。中国人很豁达，当他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就不再有时间去投入战争。而这个所谓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他正在按照慈禧太后的方式而不是美国人所熟知的共和体制来管理政府。换句话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独裁统治，来取代刚刚推翻的独裁统治。”
亨利问道：“所以你不相信所谓的‘中国觉醒论’，或者‘新的时代已经在东方破晓’？”
银行家像一个中国通一样用中文回答道：“在中国有句谚语，非常贴切地隐喻了当前的形势。它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他用美式英语继续说道：“要知道，远东并没有诞生一个‘全新的中国’。国家不会新生，只会演变。从结构上看，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性，政治属性和中国官员的秉性并未改变。人类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表明，中国这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绵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两年内或者一代人之内就发生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与土耳其在1908年曾经经历的事件十分相似。一小撮组织严密、盘踞在海外的政客从大批追随者中招募到了数量充足的士兵，制造了这场所谓的革命。然而，中国人的内心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没有步调一致的起义，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
“所以说，我们最近总听到的‘中国觉醒论’之类论述是不确切的？”亨利追问到。
“这样的论述从1860年起就不绝于耳。自从蒲安臣使团首次让美国开始关注中国事件，关于中国正在觉醒或者将要觉醒之类的论断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有关于中国正在发生巨变之类的言论，都不过是令人错谔的老生常谈。欧洲那些关于中国的报纸，一度错误地以为，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已经垮台，黎明的曙光和崭新的未来正在这个东方帝国出现；留学西方的新派学生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救星和新时代的先驱，就像土耳其和希腊的‘改革者’一样。”
这个银行家侃侃而谈：“坦白地说，中国人仍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他们接受‘少年中国说’就像接受上天赋予的任何一切，只是他们在精神上仍存有习惯性的保留。别人告诉他们，与苦闷、贫困、饥饿、贪污、苛捐杂税相联系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将变得富有和快乐。他们中那些乐观积极的人相信这些美妙的故事，把共和制当成了救世主，以为所有美好的东西将很快实现。我相信，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这种想法的愚蠢。把旧事物换一个新名字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即使总统自己汉民族的人，民国政府统治下的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威胁掠夺、暴力犯罪并不比旧时代少多少。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双眼迅速地看到城市满目疮痍、抢掠四处泛滥，他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太平盛世仍然远未到来。因为深埋在中国社会体制和民族性格中的骚乱根源一直没有改变。”
“这种观点并不仅我一人具有。这是生活在中国的、消息灵通的外国人的共识。我在上海时，《字林西报》对我进行过采访。这份报纸起初带着极大的热情欢迎革命，并对其报以厚望。然而如今，它只能悲哀地承认，由于没有一个强大有效的中央政府，事情只是在变得更加糟糕。”
“没有一个有作为的国家依靠，那么，即使李想有天大的能耐，也很难在交涉中有所作为了。”亨利沉吟着问道：“这是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结果吗？因此所谓‘少年中国说’的观点，将注定失败？”
“不一定。”银行家想起李想在收复汉口租界时玩弄风雨雷电的手段，“中国人内心深处需要儒家体系，儒家体系已经深入到这个民族的性格。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可以被概括为三点：家长制度、宗族观念、劳动义务。在两千年历史中，这个地球上同质程度最高的民族，从未向他们的统治者，不论是同族或是异族，提出过任何要求，他们只希望享有在这种信仰下平安度日的权利。但是，正如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Meadows在60年前所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无革命性的群体。’他们总是随时准备起义。虽然，他们在香港被英国人统治，在胶州被德国人统治，在辽东半岛被日本人统治，在北满洲里被俄国人统治。显然，这些统治者的国籍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统治者足够聪明、公正，并且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信仰，他们便会安于现状，接受统治，和平生活。我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工作了10年的朋友说，这里有60万中国人，我不断发现新的证据，证明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对于一个好政府有如此快的接纳度。”
“我明白了。”亨利恍然道：“你是想说，因为荷印当局对华人的传统和信仰的不尊重，才造成当前南洋紧张的局势。”
“对！华人是最坚忍的民族，而荷印当局却愚蠢的屡屡挑战这个民族最后的底线，这不是逼着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无革命性的群体去造反吗？李想可是个非常厉害的革命煽动家，把这群最具造反精神的野蛮人煽动起来，南洋必是一场暴风雨！荷印当局，这回可是招来大麻烦了。”
“我现在知道应该站在那一边了。”亨利说道。“或许我可以从中调停，从而获得一些我们想要得到，又得不到的利益。”
第四百六十章 静夜
夜色已深，领事馆里的演讲结束了。书房里，李想，汪精卫夫妇和南洋各地同盟会华领张永福，吴世荣，陈耕基，一起喝茶，密谈正经。
汪精卫问起李想说道：“泗水交涉，你是准备从什么地方入手？”
“想是想过，没有定局。不知道你们的意思究竟如何？”李想沉吟道。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张永福道：“只知道做舆论造势。”
“我说了，这是一招妙棋！南洋华工受虐情形不断曝光其实很简单，不过要荷兰东印度成为世界舆论众矢之的。”李想沉吟道：“南洋华工受虐的新闻是现成的！哪怕就是让路边社做报道，也不费什么事。倒是群众动员一层，还要有个大概，好好筹划。”
“我想，”陈璧君说道，“动员群众，这是我们同盟会的强项。”
李想冷笑。虽然他认为孙中山是个“深刻的思想家”，同盟会是个民族主义革命团体，而且热情地拥护他的强烈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提出叁民主义的基本纲领，但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未能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战斗性的人民群众；辛亥革命之后，它参加了议会，这就使它丧失了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沾上了议会所特有的一切弱点；一味的迎合立宪会官僚势力，又使它丧失了国民中足以自豪的无数最优秀的革命分子……
不过在李想看来，泛同盟会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于它未能唤起群众，甚至未能了解普通人民的心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李想在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时不能犯这个错误。
同盟会还有一个李想不想犯的错误。那就是它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至少某些机构的支持，这个机构就是军队。枪杆子出政权！这个青年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取得政权。
李想在武昌首义决定大局的那一夜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同党才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的光荣使命，成为当前最有权势的一方诸侯。
李想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军队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枪杆子出政权！伟人的这一句话，简单扼要地总结了李想用来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引导它在鄂州取得政权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革命党人政客中唯一的一个人把这种思想和手段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