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着，李想连猜带蒙，把中日合办汉冶萍之事，加油添醋的说了一遍。
状元公张謇腾的一下跳起，急道：“告辞！”什么也顾不上就走了。
李想背着手站在台阶上，微笑着说道：“不送。”心里却在想：“本大帅没打出的底牌多着呢，王八蛋，等着瞧吧！”
第三百五十八章 废约初议
刚送走状元公张謇，宋教仁又来访。自从在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受到内外打击之后，在大总统府就很少见到他了。
李想站在台阶上，笑道：“稀客啊。”
宋教仁皱了一下眉头，说道：“我无事不登三宝殿。遇到大麻烦了，外交上的。”
“走，进去慢慢说。”李想笑道，拉着宋教仁进厅堂里。“大总统不是说，外交上的事物他亲自署理？关于外交，你来找我，我也帮不上忙。”
李想的眼珠子地溜溜的转着，孙中山和盛宣怀用汉冶萍抵押给日本借款的事情被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早他一步桶出来了？
宋教仁听他如此说，忙道：“这些日子，不知道大总统和克强在忙什么？这件事情，我是来听听你的意见。”
“说吧，我尽力。”
“英国汽船墨斯培利克号不服从中国方面的检疫规则，独自进行了检查就进入吴淞港，为此伍廷芳向英国驻上海公使提出了抗议。英国主张为保护在华英国人的生命财产要依据英国的法律实施所谓的治外法权。”
李想冷笑道：“中国即便是击沉了英国船也是正当的。”
宋教仁跌脚道：“这就是你的意见，对英国开战？”
李想是漫不经心一边抽烟，一边说道：“都民国了，还不废止治外法权，这共和国与满廷又有什么区别？怕什么，我们团结一心，还怕干不过洋鬼子？！”
宋教仁听了心中暗暗叫苦，摇头道：“团结一心？现在南北割据，中国已经分裂，还有什么团结？”
李想冷笑道：“经过这次事件，咱们好好宣传一下，国民中要求废止治外法权的呼声高涨起来，民心不就团结起来了？我们对洋鬼子的退缩，只能助涨洋鬼子的气焰，打击民族的凝聚和信心，退让，永远不可能使民心团结起来的。”
话愈说愈拧，李想脸色又阴沉下来。说实在的，他要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民国政府却没有这个胆量支持他。他原来打腹稿仅仅就是先将税权进行修改交涉。他早就想向民国政府提出以恢复关税自主权为目的进行修改条约交涉的建议，他认为这一交涉应在法权的交涉之前。由于洋人把持中国海关，中国关税收入较少，因此有必要保护关税，抑制输入以振兴本国的产业。谁知，就转到治外发权这一极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上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当下心里挺得意，至于后果倒也没多想。
宋教仁恨恨地道：“南京的《告友邦书》，是鉴于南京政府自身力量的弱小，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不得已承认了满廷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以换得欧美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大总统在多次谈话中也表明了要进行条约改正的意向。如其中就提到满廷至今所缔结之条约之中，有诸多弊害，其利害得失在公议之上，必须改正。另，与外国交际，宜以万国公法从事的内容。这表明新政府早已意识到满廷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认为修约是必然之事，同时表明要基于国际公法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所以我们都主张当前暂停修改条约，将修改期限延长3年乃至5年，以待国力的增强。”
李想回过神来，弱国无外交。国力强大才是修约的前提和基础，要取得修约外交的胜利，必须把整顿内务作为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同时改革政治制度、社会习俗、教育文化以及法律制度，为修约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
不过想起当前国际局势，李想笑笑，说道：“看过《东周列国志》吗？普鲁士崛起欧西，这让老牌的英法列强非常恐惧，中国正是积蓄国力等待崛起的时候。正是列强无力东顾的时候，我们更要修改不平等条约！”
宋教仁被说动了，神色庄重地说道：“或许可以像日本一样，先交涉税权问题。”
“不！”李想反对道：“南京政府必须把修改条约交涉作为其最主要的外交问题全力以赴，其方针是不能仅仅只是以恢复税权为重点，而要将法权和税权问题同时提出来，废除治外法权、收复税权，使中国逐渐拥有与欧美各大国同等的地位。”
李想首先谈的是关税问题：“改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防备严重的海关金钱流失。自小弟兴办新华集团之初，就已开始考察中国的关税状况。发现，中国海关输出浮于输入，每年高达千万。以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那几年，仅鸦片一项，每年流失就高达一千万。如果对如此巨大的金钱流失还不采取防范措施，日积月累，上下空虚，可以预见数十年后，后果不堪设想，比于割地输币，尤为不堪。”
李想可悲的发现，中国关税问题的症结在于关税主权问题和税率这些基本常识问题，偏偏这个时代的人对这些基本常识很朦胧。就关税的主权问题而言，西方各国的关税完全自主，哪有被别人指手画脚的道理。
“海关税则轻重皆由己定，布告各国，俾令遵行而已。未有与他国协议而后定者。”李想道：“欧西各国以商为重，全国上下所皇皇然朝思而夕行者，惟惧金钱之流出于外。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于是且减轻出口之税，使之本轻而得利。人国之产勿入于我国，于是不必需之物禁之绝之，其必需者移植而种之，效法而制之，且重征进口之税，使物价翔贵，他人无所牟利。故收税之权必由自主，得以时其盈虚而增减，之所以富国。而中国的收税之权则毫无自主，必与西人议而后能行……而就海关税则的标准而言，东西方相差也非常悬殊，西方各国的进口税一般是值百抽三十，甚至有高达五十、七十的。而中国的进口税只有值百抽五而已，此为天下至轻之税。然而，外国商人还不满足，又想内地通行一概免厘，议纳子口半税，又欲议减税，议减厘，贪得之心，有加无已。”
这正是李想所以议加税悉由自主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关税制度具有重大的危害性，由于关税不能自主，中国的海关金钱严重流失。金钱流失已经使清末民初的中国上下穷困，举国嚣然，弊端已见。日积月累，后果将不堪设想。满清的外交问题中创痛最为深重的莫过于“输币”和“割地”两大事，而当时中国海关的金钱流失之危害，远远大于此。李想分析道：“今金钱流出之数，比之岁币不止十倍。而割地予人，犹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尚可自保。若金银流出，则如精血日吸日尽，羸弱枯瘠，殆不可救药矣。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尚无利我土地之心，只有日取吾财，故金钱流失问题，无形隐患，关系甚大。”
自条约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在关税问题上，国人一般只关注关税收入的多少，对于海关的输出与输入的状况并不留意。对于这种只问税之兴衰，不问输出入之何若的现状，作为一个穿越人士的李想感慨万千。他指出：“税之多寡，于国关系不重，惟输出之金银多于输入，则民生窘而国计危矣。财为生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贫而乱作。”
李想暗指的是昨日之太平天国，今日之辛亥革命，还有埋藏在明日之新民主革命。
民窘国危局面的根源在于税则由他人商定。如果税则自主，重课进口货，金钱输出不多，就不至于有这种窘境。他再一次强调：“‘税则自定之’一语，一乃全国安危之所系，不可以不谨。”
在李想看来，税则自主是前提，加税是手段，目的是防止海关金钱流失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而把关税问题从纯粹的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
“与关税问题同样重要且具有危害性的另一个条款是治外法权，其为天下极不均平之政。管外国流寓之人是亚洲独有的现象，具有明显的侵权性，在西方被称作治外法权。”为此，李想解释说：“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外而有行法之权。治外法权在条约中虽然体现出持平原则，但事实上并不公平，因为刑法有彼轻此重之分，禁令有彼无此有之异，利益遂有彼得此失之殊。治外法权的侵权性还波及本国人的管理。某些不法国人依仗外国势力冒禁贪利，但由于条约中有商民归领事管辖的条文，西方领事进而把租界当作共治之地。本国人互讼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