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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复杂没有统一，但表面上都站在革命一方面，北伐问题便可以确定了。”
“先生，你的睿智照亮我前进的方向。”李想着实有点感动了，送上一个马屁。他虽然是俗人，却也能感受得到黄兴先生此刻的胸怀是多么宽广。
“一个民族的衰败很容易，但是崛起实在是太难了。”黄兴苦笑着感叹道：“不只是你，包括同盟会很多同志也未必能理解我，面对这样困难的局面，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已，如果有选择，我当然愿意将革命进行到底……”
李想相信，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辛亥年的革命军觉悟不可能有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那样高，没有军饷，革命军兵士照样群情汹汹，到处成群结队的掀起骚乱。
“南京政府财政困囧的危机，先生前面也说了，无非就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截留中国海关关税，而地方军政府又各自为政，扣压押解中央的地方税收、使得新成立的南京临时中央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由此而造成社会的普遍恐慌与混乱，直接威胁临时政府的生存。”李想也长长叹息一口气，“既然知道病症所在，那就可以对症下药。”
“上海滩各大报纸关于湖北地战斗和施政纲领，我也看过了。我发现你似乎对于通过战争供养军队也很有一套，因为你实在太有钱了，有钱到让人嫉妒。”终于谈到正题，黄兴一下子来了兴趣，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李大帅怎样缓解南京政府的财政困窘带来的一系列危机。“湖北历经大战，两座城市付诸咸阳一炬，流民成灾，但是听是你收回汉口之后立刻着手整理，街上已经看不到一个难民。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我一个人功劳。”李想连忙摆摆手，呵呵笑道：“是湖北民众同心协力，一齐发力，才能赶走北洋军，才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一个人哪有那个本事。我有这样的高度，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北洋军才三万，但是湖北三千万民众有半数以上被我动员起来做后勤支撑，而参战的民军几十万，领军的革命军战士不多，却都是在武昌第八镇提供最系统的训练新军，都是最杰出的战士！将领都是日本士官，或者德国陆军院校毕业。这样雄厚的底蕴不赢才怪。而整理湖北灾后重建，无外乎一个钱字。”
“以不被外界看好的极弱的兵力打败北洋军精锐雄狮，而且还在战后迅速恢复民生，这已经是很骄人的成绩了，你倒也不需要谦虚。”黄兴说道，“说吧，你有什么解决南京财政困囧的良方？不会还是你在汉口玩的那一套吧？”
“还就是！我也只有这点本事。”李想谦虚坦白地说道，“”
“呵呵……这里的事哪有你在汉口那么简单！”黄兴摇摇头，他有点不看好李想的方法。
“您先听完我说。”李想没想到还没说就被黄兴不看好，心里也是一阵不爽。
“你说。”黄兴点点头。
李想从容说道：“改组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议，改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金融机关，并拟正式营业。满清政府的唯一金融机关改为民国唯一金融机关。由临时政府授权该行将继续执行发行货币，办理国库等职能，并进一步容扩股资以雄财力。同时，中国银行应有征收国家税课之职权。为统一财政，沪关税务司将税款改归中国银行征收。”
中国出现的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银行机构是由外国人设立的。清道光二十五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同时开设了分行，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银行。此后外国银行逐渐增多，并多集中在上海。在外国资本主义金融势力入侵的刺激下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推动下，中国自办的新式银行也开始出现。中国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是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开设的中国通商银行，它是以私人名义开设但实际上为清政府所控制。清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户部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该行订有章程，规定其营业项目为：“专作收存出放款项，买卖荒金荒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折收未满限期期票及代人收存紧要物件”；并有铸造货币、发行纸币等权利。清光绪三十四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这一年，清政府采用官商合办形式，在北京创办了交通银行，该行经营范围除了经办交通、邮政、电讯等方面的金融业务外，还参与普通的存、放款及汇兑、贴现、生金银买卖等业务。此外，各省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一批官银钱局号，它们采用官督商办形式，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发行地方纸币。在中国自办银行中，私人创办的银行也已出现，如上海的信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镇江的信义银行、杭州的浙江铁路兴业银行等等。到清宣统三年，中国自办的银行达三十家左右，只是资本薄弱。
“帝国主义的银行一纸都是控制中国金融的中枢。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有八家，十六个分支机构，而在清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外国在华设立了十三家银行，八十五个分支机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作用也有新的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指挥、执行机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借款、投资、储蓄、贸易等经济活动，大都通过银行来进行。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银行，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资本，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建立中国银行，有临时政府撑腰，我再纠集两湖财团和江浙财团发力，定能一举夺回中国金融的中枢。”
黄兴听了肃然改容道：“然后呢？”
李想不紧不慢的说道：“大举借债，发放公债，发行军需债券和募捐等办法。”
黄兴突然目光如电地射向李想，说道：“你有没有想过，即使有中国银行举借外债，也可能遭到帝国主义的拒绝，告贷无门的情况？你要知道，帝国主义乘革命之机，已经攫取中国海关税款的保管权，把关余也控制在手中。”
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历来抱着敌视态度。
通关海关总税务司，夺取中国的关税保管权，是帝国主义乘中国革命之机扩充利权的一个重要事件。武昌起义后，武汉革命当局并没有马上过问当地海关的事。第一个接触海关问题并与海关当局发生交锋的革命政权是湖南军政府。它一成立即照会长沙关英籍税务司伟克非要求接管海关。伟克非一面表示拒绝，一面向驻北京英籍海关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请示办法。安格联已经在筹划海关应付革命的对策，十月十五日他已指示汉口税务司不要“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二十三日他向清政府税务处帮办大臣胡惟德表示，应“采取某种方针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并留供偿还外债”。这就为他们处理已革命口岸的关税规定了基本原则。伟克非根据这一原则，与湖南军政府展开交涉。军政府这时提出将关税收入存贮于政府的大汉银行，暂时冻结，军政府及税务司都不动用。这已从原来要接管海关的立场向后退了一步，但伟克非仍不接受。他声称革命政府的银行靠不住，军政府还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他暗示，如不听他的话，海关工作人员将实行集体罢工。这期间，帝国主义各国的炮舰不断在长沙江面出现，实际上起了对军政府进行恫吓的作用。在此情况下，湖南军政府在十一月初的短短几天内节节退让：第一步，同意税款存贮于英汇丰银行；第二步，同意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存贮；第三步，同意在总税务司不擅行支取的条件下，自己也不去动用。这样，就放弃了控制和使用长沙海关税收之权，而把关税保管权交给了总税务司，而且它还同意岳州海关的税收也照此处理。长沙关开了一个先例，安格联等决定把这套办法推广到正在纷纷发生革命的其它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一转向革命，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电令英驻沪总领事，规定“叛党政府”不得触动海关收入。在英国使领馆官员与中国海关洋员互相协调、共同对付中国革命时，中国革命者却缺乏统一，各自为政。各地革命当局对海关和关税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处理办法也彼此歧异，但结果却大致如一，在很短时间内，几乎都步入了长沙的后辙。在广州，粤海关英籍税务司梅乐和还为总税务司争得了动支关税之权。列强的做法使革命者不能使用关税，因而得到了清政府的赞同。十一月二十日，清政府给朱尔典的照会中宣布：关于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