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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他们和旧势力掌握了政权。除湖南以外，贵州也是如此。第三种形式，就是当群众起义尚未爆发的时候，当地一些立宪派人物就利用下层群众起来的形势逼迫清朝政府的官员自动宣布独立。结果宣布独立以后，政权还是落在清朝政府的旧官员手里。很多省份都是如此。例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大家劝他独立，他就举行一个仪式把自己的官衔改成都督，完全原班人马，只是换一块招牌。第四种形式，比如云南，爆发了战争，新军和旧军队打了仗，新军赶跑了旧势力，改变了政权。”
说到这里，李想抚着额前有半过头发长的疤痕，显得有些忧郁思索，半晌没声。
黄兴急切的问道：“第五种形式是？”
李想苦笑了一下，说道：“最后一种形式，比如四川，情况更为复杂。自辛亥年五月以来，由于清朝政府把民办川汉铁路收为国有以借外债，引起了四川广大民众的激烈反对。川汉铁路原来是四川民众为了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而倡议兴筑的。他们发起用‘租股’的办法来筹集资本，‘按租出谷，百分取三’。因此，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四川保路运动原先是立宪派所控制的咨议局领导的，他们为了扩大斗争力量，就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想利用四川拥有广大群众的哥老会。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此时由于咨议局的支持，开始公开活动。革命的同盟会和共进会会员多年来就在哥老会中进行工作。因此，运动一发展，就不是立宪派所能控制的了。当时斗争声势十分浩大，全川一百多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其他阶层都卷入了这个运动，纷纷举行罢市罢课。横暴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九月七日屠杀请愿的市民，引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怒。各县民众蜂起，支援成都市民，使赵尔丰只能困守督署。端方奉命率领湖北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新军在万县和内江与四川同盟会员取得联系后，在资州起义，杀掉了端方。接着，同盟会员在内江等县起义。这时，四川的一部分新军已在成都附近起义，直趋重庆，与城内同盟会员联合占领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以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赵尔丰见大势已去，把政权交给咨议局议长、立宪派蒲殿俊，成立四川军政府，使革命造成渝对峙的局面。现在正在和议，把政权交给旧势力只是个时间。总之，形式尽管有这样几种不同，结果是一样的。”李想说到这里，看了一眼革命前辈的脸色，问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黄兴听得心中佩服，但是这念头使他感到很不舒服，而他抛过来的这个问题使他更加不舒服，脸上眼色有些涣散。
第二百九十三章 纯真的革命伟人
李想还想危言耸听这一向落落大方至不顾革命前途，不愿抓权的革命前辈几句，岂知黄兴对这个话题的热情已经涣散，脸上的表情和刚刚被他的忠告气走的宋教仁一样不以为然的表情。
这时，一位英武的军人朝他迎来。在黄兴连忙引见下，才知道又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沪军都督陈其美。
陈其美一身戎装，却带着一副眼镜，英武中不失儒雅。李想在历史书上了解，这可是同盟会的狠角色，孙中山手下的战将。关于陈其美夺取沪军都督的手段，李想可是非常的敬佩。如果革命党人都有他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南方独立省份的情况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复杂，袁世凯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恃无恐。
陈其美上下打量年轻的李大帅，满满的是欣赏，笑道：“你们在聊什么呢？不介意我参与吧？”
黄兴目扫全场，随口应道：“李大帅正在分析各省局势，可谓见解独特。”
李想感到他这漫不经意的几句话，似乎另有暗示，语含玄机，笑道：“不敢说是什么独特见解，只不过说的是事实……实在是因为各地革命派太没有力量了。他们盼望革命早日成功，凡是拥护共和的人，他们都愿意同他合作。在共和名义下发生的争夺权力的事件，只要夺得权力的人仍旧表示拥护共和，哪怕他有残杀革命分子的血债，也没有人去追究他。”
黄兴看了一眼陈其美，苦笑道：“不妥协，那里来得十三省纷纷独立的风潮？你也不是说，革命党人的势力太薄弱了，我们有什么办法？”
陈其美点头道：“革命既然有捷径可走，为什么不走？非要打个头破血流，国民元气大伤，才是革命？”
李想淡淡道：“你们对于共和制度的信心很太高了吧？以为有了这空空的一纸条文，它就可以保障这无量鲜血拼来的革命果实，可以禁锢某些人蠢蠢欲动的野心？这样没有力量保证的共和民主制度写的再漂亮，也就是一致废文！”
黄兴沉默不语，他不否认，也不承认。
陈其美哈哈笑道：“李大帅可否先答本督一个问题呢？”
李想目不斜视的迎上陈其美忽然变得锐如利箭的眼神，从容道：“陈督请赐问。”
“其实我不否认有你说的这种想法，因为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陈其美道：“因为只凭革命党人的微薄势力，不可能迅捷的完成革命大业。同时我也看不出来，在革命胜利以后革命党人自己同其他拥护共和的人有什么区别？”
李想暗叫厉害，即使黄兴也要侧耳恭聆，看看自己会如何回答。
同盟会上下正是看不透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各党各派纷纷活动的状况下反而拿不出什么积极的办法来加强本身的力量。
陈其美终出招试探。
这个问题，这个时代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分得清，说得明。因为这个问题答案只有时间可以解答，这里埋下的只是一颗历史悲剧的种子，还没开花结果之前，谁敢断言？
但是李想是谁？他是穿越客！翩翩他把历史的后果看得清清楚楚！
李想从容一笑道：“立宪派虽然转而赞同共和，就是和革命派有本质的不同。立宪派一方面加紧表现他们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始终不忘记他们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处处提防革命派排斥他们。立宪派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是薄弱的，为了不受革命派排斥，并且进一步排斥革命派来稳定自己的地位，就力求同旧势力结成反抗革命派的联盟。这就是说，尽管革命派处处拉拢立宪派，而立宪派并不同革命派团结一致，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在这种情形下的南北议和，袁世凯想要代替孙中山，北京北洋政府想要代替南京临时政府，旧势力想要代替在革命中兴起的新势力，就成为毫不足怪的事情了！我前面所说的同盟会在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武装、革命政权这几个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准备和指导上的错误，如果你们只是以为我是危言耸听，不去正视改进，这些一定会给你们留下深刻惨痛的教训，以致追悔莫急。”
这番话连消带打，陈其美听得由衷赞许，发出一阵笑声，连叫了三声好。
黄兴一直低头看着手里摇晃的颜色鲜红的红酒思索着，许久，才低声说道：“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之时，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纲。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满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才宣誓入党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他们的党纲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所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建立民国’时，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讲解‘平均地权’时，是举德国在青岛所订地价税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笔者按：‘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正如李大帅所说，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这也是当时形式所迫。比如，湖北共进会的誓词与同盟会的誓词相同，但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意谓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也确实只是排满革命。李大帅对叁民主义新解释，我也听遁初说起过，反对列强的侵略，民权与治权的区分，节制资本等，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所以你的新叁民主义无疑毫无号召力，这样的主义又要什么用？”
黄兴一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