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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个计程司机。他在听广播，所以你问他，“游行人数统计是多少？”那时候还是下午五点左右。他说，“大概十万左右。”你说，“不坏。”他就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说，“哈，可是很多只是小孩！”
确实的，游行的队伍里小孩特别多，很多人推着婴儿车来的。也有特别多的老人家。很明显，那司机的意思是说，十万人不算什么，因为里头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数。
我的新闻写作课的指定作业是访问游行的人，几乎每一个被我问到“为何游行”的人都说，“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动，MM。他们要求的仅只是一个民主时间表，他们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见得到民主，但是他们站出来，是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们一定要见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们可以忍受自己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在乎下一代的未来。我想很多人当年是为了逃避共产制度而来到这个岛，现在好像老的阴影又追上来了。
游行的人群里那么多孩子，他们“不算数”吗？我却觉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们奋斗吗？
出门前，我问了几个欧美交换学生去不去参加游行，发现他们都不去，说要准备期末考。我有点惊讶，咦，怎么面对历史的时刻，那么不在乎？四零年代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欧美大学生还抢着上战场去帮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过，我是不是也该为我的同学辩护呢？如果不是新闻写作的作业，搞不好我自己也不会去。毕竟，一个地方，如果你只是过客，你是不会那么关心和认真的。
但是让我真正惊奇的，还是到了游行现场之后，发现中年人、老年人、孩子占大多数，年轻人却特别少。感觉上大学生的比例少得可怜。
大学生哪里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时间里站出来批判现实、反抗权威的是大学生，很多惊天动地的社会改革都来自大学生的愤怒，不管是十九世纪的德国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你告诉我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所以我以为维多利亚公园当天会满坑满谷的大学生，结果相反。
于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园里我也没看见学生对游行的诉求有甚么关心。几张海报是有的，但是校园里并没有任何关心社会发展的“气氛”，更别说“风潮”了。期末考比什么都重要。
好吧，MM，你说这次游行留给我什么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争取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生活在什么制度下（只要有钱就行）；三，大学生对政治──众人之事──毫无关切；四，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
这就是我看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这样的香港，将来会怎么样呢？
安德烈
第二十四章 温和抗暴
龙应台给儿子的信：为孩子走路
亲爱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湾的县市选举；选举结果，执政的民进党以一种你可以说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区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游行里，你记不记得其中一个旗帜写着：“台湾同胞，我羡慕你们可以投票！”
和菲利普参加过两次七一的游行，一次六·肆的静坐纪念。（这也是你怀念香港的部分吗，菲利普？如果是，下回法兰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你会去吗？）香港人还没学会台湾人那种鼓动风潮、激发意志的政治运动技术；如果这四公里的游行是台湾人来操作的话，会很不一样，台湾人会利用各种声音和视觉的设计来营造或者夸大“气氛”。譬如很可能会有鼓队，因为鼓声最能激励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路。
和你一样，最感动我的，是那么多孩子，很多人推着婴儿车，很多人让嬉笑的儿童骑在自己的肩上。问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我在为下一代游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充分体现在香港人身上。
他们游行的诉求，低得令人难过：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们只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时间表，只是一个时间表而已。他们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让我们普选”，他们只是要求，“给我一个时间表”！
在我这外人看来，这是一个“低声下气”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个诉求太“过分”。
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我也一向认为，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实施民主，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没有“品质”可言），因为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两块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给了我新的怀疑：
温和理性是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外在体现，在民主的实践里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湾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么“温和理性”的，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的“抗暴”走出来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暴”，现在又抗民进党无能腐败、滥用权力的“暴”。在台湾，愈来愈多“温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们的“温和理性”是在从不间断的“抗暴”过程里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受过伤害后的平静。
香港人的“温和理性”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抗暴”；他们既不曾抗过英国殖民的“暴”，也不曾抗过共产党的“暴”。在历史的命运里，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经验，没有“抗暴”的经验。他们的“温合理性”，是混杂着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教养”训练和面对坎坷又暴虐的中国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温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质上，MM觉得，和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台湾人常常出现的粗野，其来有自，香港人从不脱线的教养，其来有自。
这样推演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这种英国下午茶式的“教养”和中国苦难式的“无可奈何”，有多大用处？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安德烈，菲利普，你们说呢？
至于大学，安德烈，你说在香港，“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老实说，我吓一跳。大学成为一个技术人员的训练所，只求成绩而与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切割的现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的。你说的还真准确。但是告诉我，孩子们，难道你们在欧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吗？你们能具体地说吗？
不能再写了，因为要去剪头发。菲利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秘密？
MM
2005…12…08于台北
第二十五章 装马铃薯的麻布袋
儿子给MM的信：MODERNITY
MM：
在德国两个星期的假，我完全沉浸在“家”的感觉里。“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次回家，一进门就发现玄关处挂了两张很大的新画，都是油画。一张画的是飞在空中的天使，下面是典型的地狱图像。另一张，是玛丽亚怀里抱着婴儿耶稣。还有呢，客厅柱子上钉着一个木雕天使。
在我印象里，这个家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宗教的痕迹。我是在一个非宗教、“自由”气氛浓厚的环境里成长的人。
我问老爸，“你怎么了？女朋友把你变教徒了是不是？”你也知道，他的女友碧丽是每周上教堂、饭前要祈祷的那一种。他就用他一贯不正经的方式回说，他要访客知道他和“魔鬼”共处——他是天使，我和弟弟华飞是“魔鬼”。我当然回击，说我觉得他才是我们的“地狱”呢。
他不会给我真正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爸和我有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品味不同。他喜欢古典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一个雕刻展，展出的全部是宗教艺术。我觉得无聊得要死，他却看得津津有味。
前几天，一个想进柏林设计学院的朋友来找我。因为要申请学校，所以她要准备一些作品。我们就到老城里去逛。她带着相机，一路拍照。好玩的是，我以为她会拍我们这个有名的古镇的教堂啦、古堡啦，但是整个下午她拍的却竟然都是电线杆、地下水道的人孔铁盖，或者停车场的水泥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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