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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吃东西也有趣，比如西红柿炒鸡蛋，他要吃西红柿的皮，不要吃肉。开始我们把皮吐在桌子上，他看得惋惜得不得了。我们后来就把皮剥下来扔到他碗里。
端午节，粽子端上来。麦克看着很新奇，像个小孩子似的绕着粽子转。晓晴说：“看你那馋样，自己拿一个粽子吃吧。”
麦克马上抓了一个，开始嘎吱嘎吱地咬粽叶。
晓晴说：“你连粽子的皮也爱吃呀！”
麦克说：“这个皮不好吃。”
晓晴大笑起来：“这个皮本来就不是吃的。”
麦克瞪圆了眼睛：“我以为你们连皮一起吃呢！”
麦克与强强成了好朋友。强强爱打棒球，参加了棒球队。周末的时候，麦克经常带强强去打棒球。麦克向强强吹嘘，他年轻的时候棒球打得多好。强强象听故事似的听麦克讲他以前的光辉事迹。强强开始象个小跟屁虫似的跟在麦克后面。如果麦克哪天没来，强强会反复地问起他。
麦克去做志愿者，当强强棒球队的教练。他说这让他回到小时候，好像重新过了一次童年。
麦克当业余教练当得乐此不疲，撺掇着强强去打篮球，自己又志愿去做强强篮球队的教练。麦克不怎么会打篮球，临时抱佛脚地去图书馆借了打篮球的书和光盘来看。突击了一下上阵去。麦克教得很不得法，强强的篮球队老是输，教了一期只好作罢。
第三十七章
过了一段时间，我搬到了离公司近一些的一个公寓。那年的冬天，我开始去学滑雪。滑雪课上，我认识了廖文杰。文杰来自中国芦城，外表是个温文尔雅的男生。聊天后才知道，他酷爱室外运动，精通擅长很多野外活动。
说到芦城，我问：“那里是不是有个纺织机械制造厂？有个东山公园？城东有旧城墙？”
“你也来自芦城吗？”
“不是。”
“那你到过芦城？”
“也不是。”我笑起来。“我有个朋友是芦城人，我听她讲过一些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从芦城开始，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话题。我惊讶地发现，我和文杰有很多观点非常一致，有时候两个人同时说出一句一模一样的话。
滑雪课结束后，我们经常相约一起去滑雪。一天，我滑下山去的时候，没停稳，摔倒在地，右脚骨折了。文杰送我去了医院。此后，我拄了一个月的拐杖，三个月都无法开车。文杰带我去看医生，做理疗，周末替我买东西。
夏天的时候，文杰约我去漂流，攀岩。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常丰富多彩，我的心境似乎也年轻了许多。
这年的六月份，晓晴与麦克结婚了。我看着他们在婚礼上深情地长吻。我对站在一旁的彦华叔叔说：“我能不能把你们家的故事写成一部小说？”彦华叔叔说：“写吧写吧。”
过了几天，彦华叔叔打电话过来说：“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日记，你如果要写小说可以拿去看。如心的日记本我要带回中国去。我下个月就回中国了。”
我去晓晴家拿了彦华叔叔的笔记本。在他的日记本上，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不要轻易去破坏一个人的爱。爱破碎了不可能再弥补。这些年我一直想要恢复我和如心之间的信任与恩爱，但是如心已经没有了这份心。
不要轻易去破坏一个梦。梦醒了不再会美好。如果没有后来的欲和性，我和樱怡的初恋会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现在只带给我永远的悔恨与愧疚。”
搬到西雅图后，我开始喜欢上开车去各地看风景拍风光照。拿到绿卡后的那个周五，我向公司请了一天假，一个人开车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我的计划是，在温哥华玩一天，然后去维多利亚岛玩两天再开回来。
中午在中国城吃了可口的中饭，下午去斯坦利公园看风景。那是个温哥华难得的大热天，温哥华人好象倾城出动了，路上行人很多，公园里也游人如织。我停靠了几个景点，背上我的小包，拿了沉重的单反照相机下车。最后一个景点，是在图腾柱那里。停车场差不多停满了车，人来人往。天太热，我懒得背上小包了，顺手取了张地图盖上它，背了照相机下车。
图腾柱很漂亮，我从各个角度取了些景拍照，然后往停车场走回来。这时我看到了我的车，副驾驶座的窗玻璃白花花的一片。一种不祥的预感升上来。我眨了眨眼睛，希望我看错了。
然而我没有看错。我紧跑几步，看清了我的车，右边的车玻璃被砸碎了，中间破了一个大洞。我绕到车的右面，开了车门，玻璃一下子稀里哗啦得往下掉。我探头往里一望，小包不翼而飞。
那里面有我的护照，绿卡，驾照，手机，银行卡，信用卡，所有现金。我现在随身没有任何证件，而且身无分文。
第三十八章
我一下子失去了思维能力。这时有一家人正围着我的车看，那个父亲模样的人对我说：“快去那边的小店打911报警吧！”
这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担心车上别的东西，看到他手上有个手机，问能不能借用一下。他支支吾吾起来，说他的手机没电了。然后他说：“我帮你看着车，你去小店里打。”
我跑去小店。刚一开口，售货员就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这个是警察局的非紧急报警电话，然后把电话机递给我。电话那头说，如果损失在五千加币以下，需要亲自去警察局报失。
我急急忙忙地开车去警察局。警察局的边上一溜停车位，都标着警车专用。我看到有警察下车，问我把车停哪里。一个警察说，街对面有投币停车位。我想起身无分文，问能不能暂时停在警车位。警察说，你停这里是妨碍警务，停那里顶多吃张罚单。
填报失单的时候，有一栏是联系方式。我想起我的手机也被偷走了。脑海里搜索了一阵，只记得文杰的电话，就填上了。
弄了一个小时，报失好了。我问我怎么回美国，办事人员说，拿着警察局敲了章的报失单，美国边境应该能够让我入境。我疑疑惑惑地拿过了警察局打印的报失单。我又想起车快没油了，问能不能借点钱，回美国后寄回来。办事人员说，警察局不提供这项服务。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办事人员在玻璃窗后面通过对讲机对我说：“你有没有温哥华的朋友可以帮忙？你的边上有一个电话机，可以打本地电话。”
我唯一记得的电话号码是文杰的电话，而他在美国。
我问能不能让我打个电话给美国的朋友。办事人员又说，警察局不提供这项服务。
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孤立无援。
这时候有个南美裔的人递过他的手机来，说：“你用我的手机打到美国吧！”我想起来我走进警察局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在那里了，好像在帮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亲戚办材料。
电话里，文杰听了我有些语无伦次的述说后，说：“潺，别着急。你在警察局等我，我立刻就开过来！”那时候，我的心中涌上一种深深的感动。我仿佛听到了亲人的声音，几近落泪。
警察局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只让出不让进。我不放心车上的东西，回到车上。除了小包，别的都没丢，GPS，Kindle，后备箱的衣物都在。但是车上没放什么食物。我吃完了仅有的两块饼干，肚子开始咕咕叫起来。车里面都是玻璃碎片，我无心去翻动什么，只拿了Kindle坐在驾驶座上看书。看了半天，脑子里乱糟糟的，什么都没读进去。
三个多小时，我仿佛等了一辈子。有惊恐未定的余悸，又有对文杰的担心。
暮色上来了。我的肚子已经饿得没有了感觉，脑子里也浑浑噩噩的。我无力地靠着座位，双目茫然地望着前方。我觉得生活是那么飘渺不定，无可寄托。
一包外卖从车窗递进来。我抬头，看到了文杰的关切的目光。 四周的暮色仿佛褪去了，天地间变得透亮。文杰向我俯下身来，他的身后有重重叠叠的光影。在那光影里，我看到了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在边境处被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