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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挺别扭的，前几次回来，麻哥看都不看她，更别说碰她了。她说，谁不想让自己的男人给操上几下。那些给她钱的男人都没把她当个东西。有时撞上没用的，她得蹲在那用嘴吮那玩意儿；有时撞上喜欢烈的，那些人就用绳子给她捆上，把她当个牲口一样一晚上来上七八次，现在有时候时不时那里面还会浸出一些血来，医生说是内阴道破裂，得休息一段时间慢慢治，但她说，她这活哪能休息呀！说男人们都不喜欢用套子，她常常被感染上病很难受。后来她给治好后，就吓唬男人们她有淋病，有的他们才勉强带那玩意儿，有的根本不管。遇到好人他会让她洗澡，自己也洗，遇到孬人，不但满嘴口臭不说，身上更是臭烘烘的。特别是那些黑鬼，满身骚味不说，并且有时候还来几个人，一晚上几个人玩她，却只给她一个人的钱。翠姐说到这些事的时候，眼睛总是迷茫地望着前方。她说后来麻哥看她挺辛苦的，挣的钱也不乱花，除了日常生活的开销外，总是一分不差地往老家寄。所以以后他也就事事顺着她，也和她一块干了，帮她拉拉活，放放哨之类的。她说他们认识快二十年了，她是什么人麻哥他哪里不知道，这叫没法子。
现在麻哥不碰她，她也想通了，她说他受不了的时候，他会去找她的姐妹们玩玩。麻哥说他爱她，但不敢碰她现在的身体了，他在她那阳萎。他们想好了，等儿子上了初中，他们存好一笔钱，再去南方看看，开个小饭馆之类的，重新再过生活。不过翠姐说可能想了也是白想，还不知道是哪天的事呢？说身份证早就被公安没收了还说她挺理解他们的。知道对面是使馆，她们又在那拉客，但不去那儿又去哪呢？那里的活就是多，她们都住在麦子店农民家，便宜没有人管。她还说我什么时候搬来的她们都知道。因为这一带只要能藏的地儿她都藏过，那天看见我，让她想起住在她们村东头那个画画的小姑娘，所以她叫了我一声妹子。她还告诉我这楼一共包括我们就3户人家，以前人还挺多，后来她们老往里躲，人家就搬走了。后来旁边的门楼嫌她们惹事就用铁丝把这网上以后，就更没人来住了。这幢楼是搬迁楼，房东们别处也都有房，唯独这三楼住着一个修自行车的周老头，他是一个孤老头，没儿没女，耳朵有点聋。还说我们楼上还住着一个中年男人，好像也不常回来，听说欠了别人一大笔钱，跑出去躲账去了。她说她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她们从来也不想给外人麻烦，躲在楼里，也是没办法，被公安一抓就是两星期，抓到还不说，就怕送她们回家，那来回路费又是一笔钱。现在有时我总在想，到处都是求生的人们，在这阳光灿烂欣欣向荣的金都城里。
偷油婆还在折腾他那一堆东西，除了电视里偶尔还放一个腰捆二胡、嘴吹唢呐的人玩的音乐把戏外，好像没有再多的人去理会像他玩的那些玩意儿，于是他变得有些歇斯底里、牢骚满天了。比如说，不是我做的汤太咸了就是我的皮肤越来越粗糙啦！我的鼻子又长得不好看啊！老穿一条牛仔裤，衣服永远是那件灰色夹衫啦！总之，偷油婆嫌我长得土，穿得也土，有时他居然说我的身上味道发酸，我爹为什么不是个部长或者大款之类的话，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想是不是因为他在搞创作，心里很烦。所以，为了讨好他，我从酒吧一客人那弄了两张“李拉拉”什么实验音乐会的票。听人说这女人玩的就是把中国的名乐和西方的爵士放在一起的新音乐，我想偷油婆一定会感兴趣。那天那客人手里拿了一大堆票，问他旁边每一个朋友去不去，刚好我在帮他们倒茶，听别人叫那人是什么“教父”，那“教父”长着大大的脑袋，戴着一副白边的高度近视镜，稀软发卷的头发用一根皮筋捆在后脑勺，手里还拿着一台小型摄像机。为了偷油婆，我壮大胆子向他要了两张票，演唱会是在金都图书馆。那“教父”先是看了我两眼，然后非常慷慨地给我两张，还笑嘻嘻地对我说：去受受教育嘛！艺术爱好青年在我们社会越多越好！
第34节：这他妈叫先锋音乐
顶着寒风，我和偷油婆大概骑了快一个钟头的自行车才从东城骑到了西城的图书馆。手脚都给冻麻了，变红了。在检票的大门口，我还看见了金都所谓圈里的好多名人，比如王大朔，崔晓健等，当然还有那个教父，也有别的好多好多神采奕奕的女人男人们，也有许多外国人，好像是法国人居多。我想这场音乐会我和偷油婆没有白来，连那么大的腕儿都来看了，我们在楼上一个角落里捡了个位子坐下。“李拉拉”出来了，这是一个穿黑衣的高高的女人，头发用一个黑发带套在了额头上。她踩着高跟鞋好像很随便地在舞台上走来走去，看样子她很熟悉来看她的观众们，不会说她在舞台上打情骂俏，至少她也在讨好观众，她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意思是如果演出失败也要给她鼓掌之类的。六面小红锣鼓分别放在舞台的两边，和偷油婆去琉璃厂买的那种鼓一样，中间是一面大红锣鼓，舞台左前方是一古筝，几把廉价的折叠椅依次放在舞台的西边。不知道是因为钱的原因，还是我见识短，灯光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背景永远都是浅蓝色和灰白色。除了中间打那大锣的人穿了一件镶金边的马戏团里耍把戏的人穿的那种红丝绒背心外，其余的人穿的全是清一色的黑衣服，居然有一个留披肩发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也在打着锣鼓。因为我坐得太远，看不清他们的脸，但黑压压的一片站在舞台边，那架势像古代午门斩首的仪式一般。锣声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由密到稀，再由稀到密，伴随着“李拉拉”的歌声，更确切地说是喊叫声和着锣鼓的节奏一起一伏。还有一小女孩拉着用绳子或者腰带捆在腰上的二胡，穿着三里屯服装街廉价买来的中式罩衣一进一退也跳着步出来了，另外一小男孩吹着笙也跟着出来了，一刹那，突然我觉得像是到了一个跳大神的庙会，所有的木乃伊都活了，舞台后面还应该有一个拜关公的烧香台，整个音乐厅应该是一座大庙。
我回头看了看偷油婆，偷油婆正专心地看着舞台，心里也不知道在琢磨着什么。我没去打断他，锣鼓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的，一遍连着一遍，听得我就快要窒息了。一下子，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翠姐、麻哥、酒吧里的吧女，还有“教父”的脸，我也想起偷油婆每天发疯地想成就功名却总是一股怨气的脸，我想起了我楼道边的独眼的破洋娃娃，旧皮箱和满是灰尘的楼梯扶手，那天，我真想楼上大叫一声“日你妈也！”然后跳楼。好不容易挨到了谢幕，只见一个又一个法国艺术爱好者们都跳到了舞台上给“李拉拉”道喜，又是抱又是亲的。法国艺术爱好者们最会凑热闹，并且最会凑咱们第三世界穷人国家的艺术家们的热闹，并且也只有咱们给他们这个面子。偷油婆好像也很激动，一个劲地拍掌、欢呼，那架式生怕“李拉拉”看不见他。我问他真有那么好听吗？偷油婆说我懂个屁！我说怎么觉得她的喊叫声和乐器没什么关系呀，看得出，这个女人的精力和组织能力不错，做一个文化交流的官员好了，干嘛非得搞这样的音乐？偷油婆说我老土，这他妈叫先锋音乐。
一路上，我们谁也不理谁，再次顶着寒风气鼓鼓地回到了家里。一回到家偷油婆更加信心百倍地琢磨着他的音乐。我告诉他，如果他也是搞这样的音乐的话，我绝不会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给他这样去乱折腾的。偷油婆一听炸了，他骂我算个灯呀，还说不给拉倒，有人会给他钱。说完就拿着外衣，关掉音乐电源，出门去了。那一晚到天亮，他都没有回来。从到金都整整一年多，虽然我们常常也为这为那的事吵架、打架，但他还是第一次离家出走。那晚，我一夜也没睡，我想他会去哪儿呢？这么冷的天，去朋友家吗？哪个朋友呢？女的还是男的？第二天，我去超市买方便面的时候，碰上了翠姐。翠姐问我昨晚偷油婆一个人去哪儿了？因为她说昨晚她没拉到活，一直到天亮她也没见偷油婆回家。我说他去朋友家了。翠姐还告诉我两个人在外不容易，互相要关照关照，别耍小孩子脾气，要我对偷油婆好点。偷油婆一连三天都没回来，去他演出的酒吧找他，酒吧里的人说他病了，下个星期才能来。我也打了所有朋友的电话、呼机，都不知道他在哪。他走的第四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