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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聚会的消息不是匡开平通知我的，是许小曼，她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了。这么多年没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厉害。她告诉我聚会提前了，因为有两个同学从日本回来。她要我星期五赶到，又问我坐哪趟车，我还没想好她说：“就坐四十八次。”放下电话我想，到底是当领导的，作起决定来就是干脆。这么多年不通音讯了，她竟没有问一问我现在可好，这叫我有点不舒服。可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么回事，不问实在是体谅我。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总得带几百块钱，问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地舍不得。我到监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块钱，她马上答应了。晚上我对董柳说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说：“别人跑腻了，就轮到你身上来了，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那肯定是对，因为是你讲的，你是常对将军。”她说：“轮到你不会是什么好事，绝不会是去见部里的领导，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讲得对，太对了，怎么会这样对呢，不是董柳谁能对得这么厉害？”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听见有人在叫我：“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那一头是卧铺车厢。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许小曼说：“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我说：“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会着急。”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她果然很高兴说：“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来就像泡在蜜糖罐里一样。”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这时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个心思，他心思往左边一转，你就荣了，右边一转，你就枯了，一荣一枯，天堂地狱，想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吧。我们的大多数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边转，如果往右边一转，完了。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你都完了，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我说：“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历史。我这几年烧水都会烧糊，买盐都会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给她说了。她听了没做声，半天说：“大为啊。”我说：“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心里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说：“对你我就不那么绕着弯子说话了，我不怕说得你痛。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最后驴掉下了深渊，农夫叹息一声说，你胜利了，你胜利了！人那么倔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别人这么说，我早就踹他一脚了，但许小曼说了我没反感，我自嘲地笑一声说：“什么时候寻把草来喂喂我吧。”她说：“你挡着自己干什么，该出手时要出手。”她凌空一抓，飞快地做了一个出手的动作，又缩了回去。我心中一惊，没想到许小曼也有这么一种姿态。我说：“没想到许小曼也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说：“谁也不是生活在云里，突然掉到人间来的，开始的时候，谁没一点心理障碍？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一点骄傲？可守着这点骄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么办？要世界来迁就自己，那不可能。”
许小曼带我到外面去吃饭。吃饭时她说：“为这次聚会，有几个发了财的同学认了捐，其它人意思一下就算了。大家也别交什么住宿伙食费，一交就俗了。”我说：“那我也意思一下。”我想着意思一下也就是一百块钱吧。她告诉我凌国强认了五千八，伍巍是四千七。他们一个在商，一个在官，竞价似的都想抢第一，还是凌国强抢去了。我听了头皮发麻说：“我们老百姓意思一下是多少？”她说：“我认了八百。”我马上说：“那我也认……”她用手势止住了我说：“你就算了，我给你写个名字上去吧。”我还想坚持，可口袋里只有四百多块钱，底气不足，也争不了硬气，心里愧疚着不做声。想起“老百姓”三个字说得真丑，把自己的底都亮出去了。下午我们去了母校。我建议把车停在校门口，可许小曼还是坚持把车开进去了。我能够理解她那种荣归故里的感觉。要有这种感觉，还是得自己是个人物才行。我先陪她去看了她当年的宿舍，学生上课去了。她从门缝里看了好一会，下楼的时候不做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又去看了我的宿舍，一切依旧，只是门漆成了棕色，而当年是淡黄色的。我推门进去，一眼就认出自己睡了五年的那张木床。一个男生把头从蚊帐里探出来，生硬地问：“找谁？也不招呼一声就进来了？”我说：“我走错门了。”就出来了。我们绕着校园走了一圈，那一年“三？二O”之夜打着火把手挽手高呼着口号要冲出校门的情景生动地浮现在我心头，耳边也响起了那激越的小号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那响彻夜空的吼声。十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我一下忍不住，眼泪就涌出来了。许小曼询问地望着我，我用衣袖擦着泪说：“想起了那天晚上。”她马上明白了，泪水夺眶而出。
晚上同学陆续都到了，还有坐飞机从广州来的。很多人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大家相互拍打着，亲热得不得了。几个女同学少女般一声尖叫，然后抱在一起。我收到了许多名片，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了一定的头衔。有人向我要名片，我说：“我是无名片阶级。”对方就怀疑地望了我说：“开玩笑，大为？太谦虚了，太谦虚了。”却也不追问下去。许小曼是组织者，大家到她的房间里去报到。我瞟一眼报到名单，果然有人认捐五千多的，四千三千的都有，许小曼是八百，我名下也是八百，还有几个四五百的。许小曼说：“可以认到四万块钱，三天要花完它，大家尽情地乐。”有人油嘴滑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