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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的笑意使我很狼狈，我说：“我已经跟晏老师说好了，等会要去杀两盘。”董柳说：“随你。”就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董柳和岳母回来了，还在讲那辆车的事，很是兴奋。看着董柳说笑的神情，我有着说不出的感觉，眼神不对，笑意不对，连嘴也张得不对，以前她不是这样笑的。那时候她是怎么笑的我说不上来，反正不是这样笑的。董柳问：“谁下赢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还是说：“我又不想去了。”她说：“我就知道你。”又说：“以后你对任志强不要做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董卉都有意见了。”我说：“我理他干什么？他有车？车谁没坐过？只有那么大的意思。”董柳说：“照你说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自己没有的东西都没有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才是你的意思。在我看来别说轿车，就是我一波的婴儿车都有意思，日子就是这样方方面面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自己没有也就算了，最好别说人家有了没意思。我没有本钱我不做出那种看不起人的样子，别人能干我就承认他能人，不是个能人也弄不到一辆车在手里玩。说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他又凭什么？”我真想发作一番，可一发作我就太失态了。我冷冷地笑几声说：“他也许是个能人，可他是个好人吗？把国家的钱骗来这么潇洒，他想过要还？骗到手就是利润，这是好人做的事？”我右手抓了左手的小指露出指尖，“有这么一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还要我去看得起他，那我就真的贱到家了！他们做的理由，正是我不能做的理由。”董柳望着我，叹口气说：“大为我真的想着你是个好人，还可以说是很好的人，可如今世道是能人的天下了，好人又能什么用？能人开进口小车，好人三代同堂，这都是摆在我眼皮底下的事实，一个人总不能装作连这点事实都没看见，我还想骗自己，可骗得下去吗？”我说：“董柳你变了，你变了，你变了。”她说：“主要是世界它变了，它变了，它变了。”
把道理说到天上去，没那间房子这日子还是难过下去。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发现二楼又空出来一间房子。我去找申科长，他说：“有安排了。”我还想说，他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可是房子还是要排队分，你岳母没有户口，总不能算人口分吧。”说着对着门口做了个送客的手势，出了门我想，不说一只狗，就是一头猪被逼急了，不定还咬谁一口呢，何况一个人？我池大为不想做出一副强盗嘴脸，可是没有道理讲你怎么办？我把自己看成一个人，一个好人，甚至一个人物，可有谁把我看成一个好人一个人物？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而引起别人的同情或关注。我认识到了这只是自恋，可我说服不了自己，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操作主义者。我想起任志强，他什么时候有过良知的包袱？可他成功了，他的确是一个能人。这样想着我也没跟董柳商量，摸到一把起子就下了楼，一下子就把那间空房的锁给撬了，自己换上了一把锁。晚上董柳下班回来吃惊地问：“妈妈的床呢？”我说：“搬到楼下去了。”她似乎听不懂我的话，细眯了眼看着我，好一会才回过神来说：“真──的？分给我们了？”说着把双手举上去做了个胜利的姿态，又捂着脸抽泣起来。我说：“门是撬开的，我撬的，撬得好吧？”她不相信似地望着我：“撬──你？”我说：“撬──我！想不到吧！我怕什么，道理说到天上去也不能说空一间房在这里，却叫别人三代同堂，那人道吗？”晚上岳母带着一波睡到楼下去了，董柳说：“今晚我搞点桂元肉冲蛋给你吃吧！”我说：“就那么看不起我？”我有着一种预感，很自信，很有力量，很有把握，甚至有点迫不急待了。事后董柳说：“大为你还跟以前一样，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了。”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尹玉娥说：“申科长要你去行政科，刚来的电话。”我说：“不去。”尹玉娥说：“就不去，怎么着？”我坐在那里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会不会闹到厅里给我一个通报批评，然后还要我搬出来？我心里开始发虚，越来越虚，感到了一种清晰而又不可捉摸的压力。除了申仁民，还有谁会来整我？我说不清，但心虚的感觉却越来越明确，这时我觉得昨天的那种勇气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凭什么，我？我忽然想到马厅长，他会不会把我的行动当作挑战？自从有两个挑战的人身败名裂之后，还没有谁敢挑战呢。这样想着我坐不住了，对尹玉娥说：“到图书馆找本书。”就到行政科去了。申科长说：“池大为你不错啊，真能干啊！”旁边一个办事员说：“卫生厅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有谁自己就把房子占了的事。”我把脸上的肌肉活动了一圈，堆起一脸笑说：“申科长，你看，哪有一个男人跟岳母娘睡一间房的事？我都这样睡了八九个月了。”他说：“条例是条例，条例上也没定这一条，谁没有特殊情况？”那办事员说：“条例也不是我们定的，是马厅长亲自审改了的，是马厅长。”我怔住了，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也不想──”申科长用一个不容置疑的手势打断了我说：“今天搬回去，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明天一早，我就向厅里汇报。我是想在科里解决算了，别去打搅领导，但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我一声不响往外走，想起董柳，让她白高兴一场了，想到这里我再也抬不起双腿。我心一横，怀着赴汤蹈火的悲壮，又夹杂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回到行政科对申科长说：“房子我肯定是不会搬的。”他大感意外，马上又恢复了镇静说：“那就到厅里解决。马厅长知道厅里还有如此胡作非为的人，那你走着瞧吧。”我说：“我正是要去找马厅长，问问你这个行政科长怎么当的，让老百姓三代挤一间，那人还是不是人呢，是动物吗？”他愣了一愣，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马上又说：“你去你去。”我说：“我现在就到电视台去，请那里的记者来看一看拍一拍。”他说：“你去你去，你以为是给我的脸上抹黑？是给我们卫生厅的脸上抹黑。”我说：“我现在就去。”
回到办公室我给胡一兵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写封信过来，我们作为群众来信处理，去两个人了解一下。”我说：“他明天就要我搬。”他说：“我先打个电话到你们行政科，就说有群众反映卫生厅有人几代同居一室，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看他怎么说，我们再说。信你还是写一封过来。”我当即就写了一封信，刚写完胡一兵就打电话过来，说：“刚才打电话找了你们申科长，他说卫生厅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一个叫池大为的群众反映了，他说那是以前的事。”胡一兵叫我暂时别搬，有了问题再说。
我想事情不至于这么简单吧，就等着。一有电话来我心中就抽缩几下，怕是行政科或者厅里打来的。等了几天居然没有什么动静，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事后我想了很多，怎么一个人要把手伸出来才会有机会？等是等不到的，没有人会主动想起你的难处，想起你是个好人。做一个好人是我做人的原则，可意义已经渺茫。为什么要做个好人，我找不到坚实的理由回答自己。我动了一点脑筋，用了一点能人的手段，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也许，很多事情都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难，问题是自己脸要放得下来，把手伸出去，要做得出，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可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我又怎么做得出那一种姿态？
董柳做了母亲以后话多了起来，话题不论从哪里开始，总是会落实到一波身上去，而且不容分说一定是儿子怎么好得不得了。这天她说：“我一波刚才对我笑了呢，他只对我一个人笑。”我说：“他才三个月他认识谁？不合逻辑吧。”她说：“说给你听你也不信，你没发现我一波智力比别人发育得早些？”说着把一波从摇篮抱出来，逗了一会，说：“望我笑了吧，笑了吧。”我说：“我没看见。”她说：“明明笑了你没看见，你眼睛里没有儿子。”这天岳母抱着一波拉屎，拉完了喊董柳去看。董柳从门外把便盆端进来说：“看吧。”我说：“屎有什么看的，快倒了去。”她不高兴说：“知道你就看不懂吧。”岳母在一旁说：“你仔细看，仔细看。”董柳说：“还没看出来吧，你儿子的杰作呢。”又启发我说：“像个什么？”我看了说：“也不像什么。”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