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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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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进入了不要紧,有了氛围就不会有人有足够的勇气跳出来了。毕竟大多数人是从众的,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而众人的心理,那样一种气氛,要靠舆论来引导。宣传工作非常重要!人到了一定份上,想法就不同了,他认为什么东西自己都应该拿最好的,而且得到最多。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想法。这时电视正在放一个关于“三讲”的节目,是山东某县的县长在讲话,说要把群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乐意不乐意当作标准。我指了电视说:“老冯你也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哼哼几声说:“我倒要去看看,那里就不是中国?每人一万三,就同意了,满意了,也乐意了,可能吗?有了一些人的不满意,才会有另一些人的满意。天下就没有人人都满意的事。”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不可能,于是要群众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让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满意了乐意了才行。我要靠他们做事,口说无凭,非多喂几口不可,我只能如此,道理讲到天上去,也只能如此。
  在最后的定稿会上,我坚持把自己的标准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说:“池厅长咱们实事求是,你该得的,理直气壮!”这话从他口里出来,我感到不是什么好话,是要在火上烤我啊!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标,他们都滑脱了。为了几千块钱,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来慷慨陈辞:“池厅长该不该拿一等?该!这不是位子决定的,而是贡献决定的。”我心里想,又添一把火来烤。最后我说:“大家为我好,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人再坚持了。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的枪来打。
  文件发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医学会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跳脚骂人的神态。她不会点名,但在骂谁是很清楚的!“让他们买了好东西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带到棺材里去!”反正我听不见,也就算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这件事我没有管,是冯其乐管的,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我看了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博士毕业的加五分。以前排队选房,厅级不分正副,这次加上了。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但没毕业。我心里排了一下队,按这个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冯其乐煞费苦心,但这太明显了,要别人说话的。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谦虚干什么?你是厅长,当仁不让!”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在这个份上的人,是无须自己过问的,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我说:“我说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说:“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朝西当西晒,高了难爬楼,低了光线不好。”我说:“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倒是只南瓜?”她说:“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跟她说不通,我就不说了。有了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当西晒又算什么?多爬一层楼,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要他把那两条划了。他试探说:“那,那……”我说:“我不敢太过,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他说:“那我再仔细算一下,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
  名单出来了,《群众卫生报》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么官,排了第一,别人要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当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说:“池厅长还住这样的房子,全省的厅长没有几个!”这话说得不伦不类,我不是马上就要搬了吗?人家都是在显微镜下看我的好,发现那么一点点就大惊小怪地嚷。她又说:“老戴在家里说新班子好,池厅长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还别说排在前面了。”我说:“老戴是主任医师,本就相当厅级,工龄又长。他不排前面谁排前面?厅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也不是挂在口里说的。”她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有了这个面子,我家老戴没分到都没有意见,本来他就没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边嘀嘀咕咕好一会,去了。
  选房那天我没到场,是董柳去的。回来她告诉我,还是选到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我简直不相信,问老戴选的是哪一套?她说是二楼西头。我忽然醒悟了,还有另一只手在安排。我说:“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说了什么?她让了你,还让了厅里几个人,连厅里几个人都让了你,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人家不选我有什么办法?人家主动提出来,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哪一套。她问我哪一套最好,我总可以说吧。”我说:“这是一场戏,你就是导演。”她几乎要哭了说:“我没导,我也没演,我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那也是实事求是,我不会撒谎,我还没学会,要我说违心的话我也说不出!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吗?”
  在深秋时分我搬进了新居,房子的装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没管。房子里全部铺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换过了,电视机换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据董柳说,总共花了近二十万块钱,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万多,如果是别人,还要多花几万块钱。有谁在其中帮了忙,我也懒得问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冒出来,求你办件什么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则,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东西作为回报罢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来了好几个人帮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里变得非常安静。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照着,似乎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树枝光秃秃伸向天空,一丝暖风吹了进来。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安静不真实,房子不真实,连我自己也不真实。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飘在虚幻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一切都与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大院时设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没有成为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认识自己,这并不容易。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带上了面具,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可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反而是到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就像戴了面具。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这天下班的时候,在办公楼前我看见了小蔡,他站在公布栏前,眼皮往上挑了一下。我知道他可能有什么事要找我,我现在对人的动作神态的观察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了。我正与冯其乐说着话,小蔡没有过来,我想他是想找我单独谈。果然晚上八点多钟小蔡打了电话来,说有事情找我汇报。我想,哪怕是汇报吧,也不能说想汇报就汇报的,时间得由我来定。我说:“今天晚了,明天上午你到办公室来找我。”他连声说好。话说完了我故意拿着话筒不放,他那边也不敢先放下。持续了有十几秒钟,他在那边怯怯地说:“还有什么指示吗,池厅长?”我不回答就把话筒放下了。哪怕是打个电话吧,也得把层次体现出来,这些形式我不得不讲。
  第二天上午总有人找我,快下班的时候小蔡才来了。我猜想他在门口已经观察了多少次,这才找到机会。我没叫他坐,他就站在那里,说:“有些情况想向池厅长汇报一下。”我点点头,他朝门口望了望,门是虚掩着的。我说:“没关系,说吧。”他说:“有人对厅里的领导心怀不满。”这个我心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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