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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一片疑云留永安
古往今来，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遗留下一些难解的人事之谜。三国时期最大的待解之谜，不是貂蝉的身世，不是曹操的疑冢，不是赤壁之战是否借过东风，而是永安托孤那一段忠信佳话。整个儿托孤故事其实就是权谋博弈，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场特殊的博弈中，都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蜀汉章武二年（222）六月，刘备在其悍然发动的讨吴战争中惨遭败绩，狼狈逃回到夔门内的鱼复（今重庆奉节东）才停下来。
他将鱼复改名永安，竟窝在那里，不肯回成都。章武三年（223）春，他染上痢疾，既而转杂他症，终至一病不起。当年二月将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永安，四月临终前，向诸葛亮和李严托孤，惨淡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这就是历史上极著名的永安托孤；因为新莽末年公孙述据蜀称帝期间，托名白龙献瑞而自号“白帝”，曾将鱼复城改称白帝城，所以永安托孤又被习称为白帝托孤。后来的民间述闻以及戏曲传唱，却将托孤本事改造了，变成刘备只向诸葛亮一人托孤，或者用赵云替换李严，变成所谓“文托卧龙，武托子龙”。但无论怎么改造，主题渲染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备与诸葛亮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国事、家事尽行托付，形成一段忠信佳话传唱不衰。
然而，真是那样的吗？与诸葛亮一同领受托孤遗命的李严，自从刘备死后，当世就没有当过一天顾命大臣，后世又被长期掩没，鲜为人知，就构成了一个疑团。《三国志》的记述异常简略，另是一个疑团。《先主传》里仅止提到：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诸葛亮传》文字稍多，也只是说：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李严传》则写道：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参酌三传，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诸葛亮、李严两人？诸葛亮听了刘备哪些话，为什么会“涕泣”？李严既受命同“辅少主”，并且“统内外军事”，为什么事后并未当此重任，却“留镇永安”？疑团滚滚，聚合成云，简直叫人轻易看不透，异常费思量。连善于把诸如孙坚讨董卓时“枭其都督华雄”六个字敷演成为关羽“温酒斩华雄”洋洋洒洒一篇故事的《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写到此事，也笔墨收敛，迹近照抄《诸葛亮传》：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
“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罗贯中显然读出了陈寿的微言大义，才对诸葛亮的如此诚惶诚恐，悚惧失态，将“涕泣”作了传神发挥。要破解托孤疑云之谜，我认为，决不能忽视这样的细节。
其实，对于刘备话里暗藏的机锋，前贤早已经点破。裴松之注《三国志》，完成于刘宋永嘉六年（429），距刘备托孤只不过206年。他注托孤一事，只引用了晋人孙盛一段评语；而晋继魏立，孙盛与三国历史相去未远，所见所识当比他的前人、后人更加清醒。
他说的是：
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可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孙盛的评语，首先指出了刘备那些话分明在试探，既违道义，亦非信顺，因而“乱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刘备那样做决不能表明“委付之诚”，对真正信托的“忠贤”根本不该有“若斯之诲”，对并非“忠贤”之徒说那种话适足以“启篡逆之塗（途）”，因而实属“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再其次“幸值”云云，从正反两面剖析后果，指斥刘备如此这般运用权谋，“不亦惑哉”。这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精当评语，裴松之显然引为同调，所以只引孙评作注。可叹千百年以降，治三国史、说三国事的人多矣，对这条裴注竟然视若未见，总把刘备当作仁德信义的标本，把诸葛亮当作忠贞节义的楷模，把托孤故事向着理想愿景演绎，以至将那片疑云幻化成了一片彩云。
孙盛的评语有事理依据吗？有。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践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陆续铲除八个异姓王之后，即已刑白马盟誓，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死后，吕后篡权，虽然封了吕姓王，对于这条约定仍不免心存忌惮，以之告诫吕产、吕禄。待吕后一死，周勃、灌婴等联手诛灭诸吕，废除诸吕所立的少帝，都以这条约定为旗帜而正名分，明确宣称“非刘氏，不当立”。
（《史记·吕后本纪》）汉武帝刘彻死后，身为外戚、官居大将军、大司马的霍光，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领遗诏，辅佐八岁的太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昭帝。霍光统揽朝政大权，既没有封王，更没有代之。昭帝在位十三年，于元平元年（前74）早逝，没有子嗣，霍光就奏请皇太后同意，奉迎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进京，拟拥立为帝。但刘贺在主持刘弗陵丧事期间，暴露出了种种劣迹（远非刘禅那种“不才”），霍光又自承考察不细之责，奏请皇太后同意，由皇太后亲自出面在未央宫承明殿废掉了昌邑王。其后霍光与其他大臣郑重合议，选择流落民间的武帝曾孙、时年十八岁的刘询继位，是为宣帝。霍光领受武帝托孤之重任，辅昭立宣，确保了刘氏皇权，促成了“昭宣中兴”，成为西汉麒麟阁名臣之首。（《汉书·霍光传》）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受封安汉公犹自数四“固让”，博得了“谦恭”令誉；到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他就撕去伪装，成为“摄皇帝”，安众侯刘崇立即认定他“必危刘氏，天下非之”，引众以攻之。刘崇虽因之而招致了“谋逆”之罪，但其反王莽之举说明，白马盟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深入人心。（《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八》）延及东汉近两百年间，托孤遗命亦不鲜见，擅权的外戚无人敢于异姓称王；直到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爵为魏王，才又一次破坏了这一条明规则。即便如此，建安二十五年（220）魏代汉兴，还上演了刘协三次奉玺禅让，曹丕三次上书辞让的政治谐戏，足见刘备确实毫无“托孤”之“诚”。所谓“辅之”、“自取”，貌似有两种选择，实只有一种选择。倘若诸葛亮稍一思维短路，就会落到“天下共击之”的篡逆境地，与王莽、曹操无异。清代康熙年间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现今的监察部副部长）的巫山人傅作楫，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永安宫》，三、四两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当诛”，就深得个中三昧。后来人傅作楫尚且一语中的，当事人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
刘备的话何等阴刻，何等险恶！他听得毛骨悚然，如临深渊，只好选择当场“涕泣”，“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甚至于“叩头流血”，发誓以死效忠。
刘备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他喜怒不形于色，话语绵里藏刀（若是针，也是见血封喉的毒针），阴险权诈的风格异于曹操。这是他的政治品质，也是他的政治权谋。之所以要做得如此之诡异伪善，归根结底出自于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要不惜手段地维护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这一个刘氏江山，使之能够二世、三世传承不衰。夷陵败后不回成都去，执意窝在远离蜀汉都城的鱼复，并且将鱼复改名为“永安”，奥秘正在其间。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就是要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