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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果然让杨仪、姜维、马岱依计行事，斩杀了“日后反西川”的魏延。这个故事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传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敌。
数百年以来，多少人也被认为长着“反骨”，经权势者定为“叛逆”，加以贬谪、放逐、幽囚、杀害，至亲好友跟着遭难。多少人亦曾考镜史实，辩证原委，力图为魏延辨诬，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时下为止，虽盖棺犹无定论，见仁见智状态仍会延续下去。
细读《三国志》，所谓“反骨”云尔，于魏延、于诸葛亮均不存在，全属编造。魏延在荆州投效刘备，“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升任牙门将军。刘备当了汉中王，“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殊不知刘备却“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关羽镇荆州，魏延镇汉中，分别负责保卫东、北两道“国门”，可见何等倚重。刘备当时大会群臣，问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从容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十分欣赏，在场众人也“咸壮其言”。后来的实践证明，魏延并非说大话，吹牛皮，谋略、武勇兼备，独当一面镇守住了“北大门”，比关羽更不负重任。因而刘备称帝，进拜他为镇北将军。后主建兴元年（223），又封他为都亭侯，尊荣胜过了当时还在世的赵云诸将。这十几年间，诸葛亮与他从无任何过节，决然无关乎什么“反骨”不“反骨”。
诸葛亮挥师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将领，参与始终。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肃南），大破魏将郭淮的部队，因功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这其间，魏延那种“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显出来，不经意间给他播下招祸种子。他“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他提议由他率领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自率主力部队从斜谷杀入关中，预计不出二十天两军即可会合，“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却认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制而不许”。魏延因之而认为诸葛亮的胆子太小，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这就难免会得罪诸葛亮。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奸邪小人，诸葛亮的亲信杨仪便是一个。诸葛亮病危之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魏延对这种安排极为不满，认为诸葛亮死了，“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不该“以一人死废天下事”，“吾自当率诸军击贼”。
退一万步说，纵然要退军，也不该“为杨仪所部勒”，自己只作个断后将领。于是待杨仪未发，他抢先率领所部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同时与杨仪互相指责为“叛逆”，上表给刘禅，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双方闹得发生了两军对垒，魏延手里没有丞相的临终遗命，占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只好与其子数人往汉中逃亡。杨仪派马岱追杀，斩之，“致首于仪”，杨仪居然“自踏”魏延的头颅，叱骂其“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魏延本人诚然有过错，但并不是反叛蜀汉。陈寿在其本传中特意写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视为“叛逆”诛杀，并且株连三族，没有充分证据说是诸葛亮遗命主使，但一时的权势者杨仪恃权报复，借机杀人，当是确实无疑的。
类似于指人“脑后有反骨”，三国时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孙权在江东，已经取得初步讨平山越人的胜利，打算进一步用兵，扩大地盘。某一日大会僚属，座中的江东名士沈友，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意见，惹恼孙权，孙权当场就“令人扶出”，并说“人言卿欲反”。这沈友自幼聪颖，名士华歆称之为“沈郎”，赞叹“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且“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时人称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不愧为一个难得的英才。开初孙权礼聘沈友到麾下，听其“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听得“敛容敬焉”。沈友与周瑜、鲁肃一样，陈述过“荆州宜并之计”，孙权也采纳了。然而沈友不同于周瑜、鲁肃，更名士风流，独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乃至于“为庸臣所譖，诬以谋反”。
孙权担心沈友“终不为己用”，便揪住会上发言批评那么一条小辫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杀掉了。沈友时年29岁，裴注全文引《吴录》记载，不胜其惋惜。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带普遍性。在封建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当中，君临天下的帝王者流无论相对开明还是专断独裁，总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倘若像献帝刘协、后主刘禅那样沦为傀儡，也会有一个曹操或诸葛亮似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代行帝王权力。文武臣属只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关系，以君为纲，怀着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尽忠守分作为最高的政治准则。在帝王眼里，不管臣属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统称“器”，如《易·系辞上》所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帝王用人才历来讲究“用人如器”。古、今汉语都有“器重”这个词，词义为重视，其实就是从“器”的本义用具、工具引伸出来的。“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其实就是说刘备重视这个人才，把他视为一个颇为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终究属于“器”，有用时或者喜欢时，可以当作宝贝；一旦无用了，不为己用了，或者不喜欢用了，随意闲置、抛弃或毁损，都在帝王一念之间。孙权对沈友正是这样做的，起先视之如宝贝，“礼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认定“不为己用”了，就听信谗言，“诬以谋反”，让其掉脑袋犹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铁血法则”：说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没有也有；要你掉脑袋你必掉脑袋，不掉不行。这一条“铁血法则”贯穿历代封建王朝，因袭不变，非唯帝王们奉为天赋皇权，用得得心应手，抑且各级权势者也会逐层仿效，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施于不顺己意的人，就好比杨仪杀魏延那样。
将“铁血法则”加诸臣属，决非仅限于长了“反骨”一个由头，而是但凭权势者的“圣聪”独断。袁绍杀田丰，就不是因为后者对他怀有贰心，而是由于对他太忠，由忠而切谏，由谏而致祸。田丰其人为河北名士，天姿瑰杰，博览多识，权略多奇，“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接受袁绍“卑辞厚币”的礼聘，出任为别驾。他曾经献策，帮助袁绍讨平公孙瓒。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绍，他又建议趁机袭击曹操的后方，“绍辞以子疾，不许”，痛惜失去了一次争霸中原的“难遇之机”。官渡之战前，袁绍要大举南下，田丰出来谏阻：“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不及也。”袁绍非但不接受，反而因为“丰恳谏”而“怒甚”，给其加上“沮众（扰乱军心，削弱斗志）”的罪名，“械系”于大牢。结果官渡一战，袁绍果然大败。有人对田丰说，你的分析都应验了，“君必见重”。田丰却说：
“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袁绍一回来，就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下令杀掉田丰。一个忠心耿耿的杰出人才，就只为主子袁绍“内多忌害”，猜疑将会为其“所笑”，成为刀下冤死之鬼。
与袁绍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个档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时确实推重，损毁时毫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