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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在岛上种着香蕉。有时候，她会划了船带他去，大多是黄昏的时候，夕晖在水面犁出一道光芒万丈的路来。旁边，没有受到光线的地方就是深碧一片。左江的水当年还是浑厚的，翻滚的时候，可以观察它劲健的肌肉，比村子里的后生小子的胸脯还要结实。当然，今时不同往日，随着文明的进化，现在的它反倒像得了黄疸肝炎似的，奄奄一息，瘦骨嶙峋。
岛上的香蕉林密密匝匝，全是各家各户承包种的，浴在将逝的晚霞中，像要着火似的。
路生喜欢香蕉树，这种植物不仅有萧瑟的古意供墨客骚人吟咏，它弯弯的簇生的果实还像大家庭一样给人相亲相爱的感觉。秋天的时候，令箭一样的花一闭合，就有月牙一样的香蕉一圈圈围绕着花穗生长。如果把香蕉比做孩子，那么孕育他们的母亲香蕉树是任劳任怨的。他们比着谁的孩子多，太多的话，母亲就会谦逊地鞠躬，好像站在舞台，面对如潮的掌声。
路生最喜欢帮阿婆砍香蕉，完事后，一左一右，像扛大刀一样扛着一穗香蕉，神气活现地回村子里炫耀。
收获的季节，一到晚上，村子里都是小孩子们的“刀光剑影”。他们扛着一杆杆香蕉出来打仗，香蕉皮一拨，就是手榴弹，扔别人脑门，不痛，但可以把人打得很狼狈。而那粗壮的假茎就是英雄们的武器。
孩子们作战是分队的，比如说这一伙是红军，那一伙就是日本鬼子，在协同作战中，路生渐渐有了朋友。
跟他很要好的几个，比如阿牛、阿贵，经常瞅他父母不在家的日子来他家祸害，拧开他家卫生间的淋浴头，抹他母亲的沐浴露，将泡沫溅得满墙壁都是。他们光着身子一个个房间地穿梭，把地毯踩出湿漉漉的脚印，又随便乱翻柜门，瞅到可吃的，就打开吃一点，也不管是药还是酒，大不了“啊呸”吐掉。作践够了，他们围着那时候还很新鲜的电暖锅，在里头扔一条捉来的江鱼，再下路生种的菜，作火锅吃。吃到犯困，关了电倒头就睡。醒来后，他们摸到江边，鱼一样跃入江中，在月光下划出好看的弧度。
江不算深，但每年都会淹死小孩，即便如此，每年还总有小孩子奋力往里面跳。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个遥远的词汇，轻薄得感受不到重量。年少时光漫长得像荒原上的草，他们真想一把火烧掉。
慕远希望在杨美长长久久地生活，但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家再次搬迁。这次是因为他爸死了。
那年五月，徐曼独自回来，带着一只骨灰盒和一只皮箱。
守灵那夜，儿子问：“我爹是怎么死的？”
徐曼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
走私，这两个字，原先对她和老易都是陌生的。老易只知道野狼人情广，面子大，生意好做。他的任务就是帮他收钱，然后通过地下钱庄汇到境外的户头。他不问为什么，有什么好问的嘛，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短他工钱就好。徐曼是忙不过来时被他拉下水的。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夫妻嘛，有钱一起捞。那时候野狼的生意如日中天，谁会想到会出事呢。
有钱了，就吃香喝辣，穿金戴银，春节的时候衣锦还乡，大把洒钱，听别人奉承，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其实等到出事，野狼让他买通潘时人的司机把人家女儿绑走，他知道自己要做替死鬼时也并不特别怨恨野狼。
要不是他出面，当年被医院遣走的儿子小命不保；要不是他栽培，他至今还是马仔一个。别说衣锦还乡受人尊敬，就是连爱吃的猪头肉都不能畅快享受。他心目中的野狼，是尊敬的老板、可亲的大哥，从没有人待他那么和蔼，也不会被人这么器重。他完全值得他肝脑涂地地报恩。
他没什么文化，就是小时候听过几出戏，什么桃园结义，什么赵氏孤儿……知道男人之间重的就是义气、讲的就是恩情。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为自己对得起野狼而欣慰。
老易对野狼的感情，徐曼是知道的。她没见过野狼，但野狼在他们员工当中很有口碑。他出手大方，与人为善，总听着人传他修路办学的事迹，员工有个糟心事，他也会派人摆平。他的手下都忠心耿耿。在他们这群法盲看来，法律离他们很远，而情谊离他们很近。没有他，他们要下岗失业，政府也不会丝毫体恤；有了他，那抽象的国家照样筋骨无损。这其中孰轻孰重，一辨就知。
在野狼手下干活，徐曼并不觉得亏心。她只是偶尔会不知如何回答儿子的提问。比如他问，你和爹是干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这么有钱？这让徐曼每次撒谎的时候都会涌上愧疚。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反正开烂了局，怎么坏都能忍受，但儿子不能，儿子要光明而正当的前途。这也是她跟老易规定好了的，他们做的事，坚决对儿子守口如瓶。
可是现在，面对儿子清亮的眸子，她拙于应付。
她觉得人生最糟糕的就是不能对孩子理直气壮。孩子纯洁美好，又纤细脆弱，要怎么小心才能让他们安全地长大啊。
杨美没法呆了。徐曼拿了野狼托人给的一皮箱现金带着慕远藏身广西一个小城市。
原本，野狼已经给徐曼母子安排好出路，偷渡澳门，再去新加坡。但徐曼为了儿子决心金盆洗手。她不想儿子非法偷渡，不想他的未来颠沛不定，最关键的是，不想编着谎言支支吾吾躲躲闪闪回答他的“为什么”。
他们一开始租住旅馆，随身带的巨款不敢拿去银行存，只好买了只保险箱搁在屋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露了口风，等她物色好房子欲付款的时候，发现保险箱里的钱一张张全换了冥币。报案自然是不敢的，只能忍气吞声，还要庆幸只是破财没有劫人。
她急切需要一份工作，可人生地不熟，一时之间如何找去？她硬着头皮让旅馆老板娘介绍，老板娘用眼扫着她，说：“你这么漂亮，要钱不难，就看你做不做？ ”
徐曼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她跟所有人一样知道羞耻，她掉头去了旁边的餐馆应聘服务员。
但一个月千把块不到的钱，房租都不够交，如何养一个读书的儿子？徐曼是想得开的，半年后，她镇定地找到老板娘：“麻烦介绍一位出手阔绰一点的客人。”
以后，每逢手头拮据的时候，她都会由老板娘介绍，出卖自己。
她自己不觉得这有什么，人总得先活着，仁义廉耻道德才能附丽。但是，小地方的人藏不住话，渐渐的，关于她的闲言碎语就落到了儿子耳中。
慕远不搭理她。也不说为什么，就是不理她。有次，开家长会，他没让徐曼参加。徐曼知道后问他为什么。慕远先不说话，被逼急了，才瓮声瓮气说：“我觉得你也不想抛头露面。”
“我儿子考第一名我为什么不抛头露面？我就是要去跟人炫耀。”徐曼大声嚷嚷。
慕远从饭桌前拂袖而起，“你不要羞耻我还要。”他这么说的时候，语气、神态完全像个大人。徐曼一愣，气得砸掉一个碗，在一地的碎裂声中，她义愤填膺地嚷嚷：“要羞耻哪来的学费？运动员靠体力赚钱，钢琴家靠手赚钱，相声演员靠嘴巴赚钱，那么多人靠自己身体一部分生存，我有什么错？但凡有点办法妈妈会卖吗？路生，有些人有很多选择，有些人没有选择，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你知不知道！”
她没再吃饭，把自己关到卧室。他们的关系就那么不可挽回地僵下去了。这对视儿子为命根子的徐曼来说，是最大的惩罚。
儿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寡言。对自己的母亲，他保持沉默，但不像上次那样公开谴责。徐曼照旧卖身，随着他日用开销增大，随着自己行情看低，卖身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反正儿子也不理解，她索性破罐子破摔。有时候，把钱甩给儿子的时候，她甚至还有几分报复的快感。有种，有种你不拿啊？
有天在饭店上班，她接到一个电话：“你是易慕远的母亲吗？”
“对。我儿子出什么事了吗？”她一惊。
对方说：“我是某某医院的，你儿子这个月已经卖两次血了。我们今天才得知他还不满16岁。以后不要让他卖了。”
电话挂了。徐曼就像众目睽睽之下被砸了记耳光，痛得这样屈辱，这样丧尽天良。
她本想立即赶到学校把儿子揪出来，都到学校门口了，顾及儿子的面子又折回去。她在家里哭，直到眼窝干涩，流不出一滴眼泪。
慕远回家，看到母亲提前下班坐在昏暗的客厅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