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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此保护宫廷之大略也。
一、曰图恢复。恢复办法，务从缜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求贤才，在勤延揽，则守旧维新不妨并用；收人心，在广宣传，则国闻外论皆宜注意；联友邦，在通情谊，则赠聘酬答不必避嫌。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惟密，不能尽言……此密图恢复之大略也。图24郑孝胥（1860—1938）这个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陈述“自保自养二策，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入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入手”。说“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
除了这些最积极于“密图恢复”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态度消极悲观的遗老们，大多数也不反对“保护宫廷，清理财产”和裁人、裁款、裁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我的陈师傅为代表，一提到改革内务府的各种制度是摇头的。这些人大抵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乾隆时代，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即已形成，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都办不到，现在更谈何容易？在陈师傅们看来，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捺下，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再说。但是像陈师傅这样的遗老，尽管不赞成整顿，却也并不说内务府的好话，甚至还可以守中立。
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事。那时根据庄士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遗老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亲戚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了我的父亲来拦阻。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刘体乾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
经过那次失败，我还没有看出内务府的神通。我把失败原因放在用人失当和我自己尚未“亲政”上面（那时又正值政局急变，我几乎要逃到英国使馆去，也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我认为情形与前已大不相同，一则我已当家做主，任何人也拦阻不了我，再则我身边有了一批股肱之士和心腹之臣，力量强大了。我兴致勃勃，从这批人才里面，选出了郑孝胥来担当这件整顿重任。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末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也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捧颂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并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日达千金。我那时认为他现在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民国十二年的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的话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我记得的是我的信赖竟使郑孝胥大为感动，后来还做了一首纪恩诗：七月十一日召见养心殿纪恩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自意转向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他提出的整顿措施，比金梁写的那个条陈更具体。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也要减去，宫中财宝的流失不仅能杜绝，另外他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而为内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做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夜值
太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可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这就不能不佩服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的本领了。他们究竟用了哪些本事，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自己就是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他是一向不问事的。至于宝熙，来的时间也很短。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地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前出现了成堆的辛亥以来的积案。郑孝胥对付这个下马威的办法是，把出这个主意的原任堂郎中开缺，把这个重要的位置抓过来，可是他的亲信佟济熙接任不久，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有钱了——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开了一个新风气：为了拉拢下级司员，表示虚怀若谷，倾听下情，他规定每星期和司员座谈一次，请司员们为改革出些主意。有一位司员马上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是一样的庄重。郑对这个主意大为赏识，下令执行，并且对出主意的人擢升一级。可是那些把供品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太监（裁减后还剩下百名左右），个个都把郑孝胥恨之入骨。郑孝胥上任没有几天，就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缘的一个人。
这时，郑孝胥还不想收兵，于是他接到了恐吓信，说他正在绝人之路，要他当心脑袋。与此同时，庄士敦也收到恐吓信，因为我根据郑孝胥的主意，派庄士敦去管理和整顿颐和园，以为日后搬去作准备。庄士敦接到的恐吓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庄士敦后来很自得地对我说：“我也没坐车，偏骑马去，看他们敢不敢杀我，结果我活着到任了。我早看透了那些人！”那些人，他指的就是内务府的人。他和郑孝胥对恐吓信都表示了满不在乎。
事情最后的收场，还是在我这里。
我刚刚任命了郑的差使，就得到了一个很头痛的消息：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接管紫禁城的提案。早在两年前，在国会里就有过这类提案，理由根据是清室在民国六年闹过复辟，现在又不断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凌驾于民国之上，显然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理由根据又增加了一项，就是不但我给了去世的张勋谥法，又给汉人郑孝胥赏紫禁城骑马和授内务府大臣。
报纸上登出了这个消息，而且好像是个信号一样，攻击内务府的消息连一连二地出现了。如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卖给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本不足为奇的事情，都引起了社会上啧啧烦言。
同时，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被我召集到身边的股肱之臣，特别是罗振玉，名声也遭到了物议。这些新增加的辫子们来到紫禁城里，本来没有别的事，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账。谁知这一清点，引起了满城风雨。当时，我却不知道，不点还好，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