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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位诏；
二、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三、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
四和五、授七个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和两名内阁阁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和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
六、授各部的尚书（外务部梁敦彦、度支部张镇芳、参谋部王士珍、陆军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宝）；
七、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八和九两道、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巡抚、都统（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就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又在街上出现了Qī。shū。ωǎng。，好像从祖先画上跑下来的人物，满街跑着祖宗。有的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意儿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卖估衣的，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一条假的发辫。我还记得，那些日子来紫禁城的袍袍褂褂、翎翎顶顶，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捡到丢弃的真辫子——辫子兵在逃命中把这个要命的标帜剪下来扔了。
假如紫禁城里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知一些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的话，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么情不自禁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齐全（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嘱咐过），但人数仍嫌不够，特别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几个太妃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乐得不知怎么是好呢。
不高兴的是王公们，这是另一种的情不自禁。张勋在复辟发动第二天就作出一个“上谕”，禁止亲贵干政，引起王公们十分激愤。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忙来嘱咐我说：
@奇@“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无知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书@我当然信从了师傅。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开会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打进了城里。这倒成全了他们，事后更容易地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网@最情不自禁的是陈宝琛师傅。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刚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我生日的前后，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朱益藩把那封信带进给了我，我顺手放在长春宫的卧室帐子里的桌上，被敬懿太妃无意发现，看做是件了不起的宝贝，特意给我送来一个带锁的匣子，嘱我好好保存，可见这封信引起了太妃多大的希望。可是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结果太妃们也深信陈师傅的话，说他是稳重老练，不可多得。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失去了常态。
本来张勋决定最初的议政大臣名单中还有个世续，世续无论如何不肯干，声明自己只做太保，不做其他攀龙附凤的妄想。其实，世续这时看出了张勋的势派不稳，凭着四十年的宦海经验，这位老军机大臣心中犯了犹疑，不敢贸然从事。陈师傅原先要和世续一致行动，看世续不就职，他也递了奏折“恳请天恩收回成命”，经我一挽留，也就和他教导我的一样，说了一句“既然如此，也就勉为其难吧”，劲头十足地干起来了。
“独孤臣与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后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花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着操心和虑患之后“达”到的兴奋。
这一天让我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我第一次发现他在拒绝亲贵干政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地要见黎元洪劝黎退位（梁黎是儿女亲家），不料遭到拒绝，回来愤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去进毓庆宫，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驳斥，但是敌忾竟使他忘掉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他的意见。结论仍是由梁鼎芬再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总统府。他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陈师傅的反常举动，还有一件尤其惊人。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经成了绝望的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在和王士珍、张勋商议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最后办法，亲自拟了一道给张作霖的“上谕”，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意的。陈师傅对张作霖大概还有点什么关系吧，所以在这紧急时刻寄托了最大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盛印的宝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派人去取是太费时间了，陈师傅又当机立断，叫人把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这才用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后来这道“上谕”并未能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才出城就给讨逆军截住。但是我对师傅的忠心的表现，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还要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一样都要听听师傅们的嘱咐。其余半天的时间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叩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太监把养的哈巴狗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中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突然完全改观。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们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颤，吓得师傅们面无人色。在一阵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我钻进了卧室再不敢出来。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嘈杂，乱成一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也是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庭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叫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当时认为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为了恐吓一下，所以，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仨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落下来没有炸，不过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都吓得个半死。
发出命张作霖勤王的“上谕”后第二天，王士珍和陈宝琛也不来了，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