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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忘了提到，当马卡里奥斯被放逐，而军人政权在岛上建立起来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身上。土耳其一直声明他们是‘进入’而不是‘侵入’。他们是在保护他们的人民。”
“这又是土耳其的政治宣传……”
“我不是在为土耳其辩护，罗曼努斯，”邦德说。“他们也在塞浦路斯干下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双方都有误解和偏见。这恰恰是两个民族互不理解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典型的例子。”
“你希望我们会走到一起，手拉着手，一起唱‘让世界多一点爱’？你跟英国的其他调停者的想法一样，他们曾想在塞浦路斯实行专制政治。你对我们的人民一点也不了解。如果你认为凭借几句话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你一定是疯了。”
“我可不是那种谈论不存在的众神的人。”
罗曼努斯朝赫拉看了一眼，用力地点了一下头。她向前跨上一步，在邦德脸上狠狠地抽了一掌。邦德跳起来，准备自卫。但罗曼努斯从他的夹克里掏出一把威慑PPK 手枪，对准了邦德。
“坐下，邦德先生，”他说。“噢，我想这是你自己的枪，我们是在二号的公寓里发现的。把他绑在椅子上，二号。”
赫拉低声笑着从一个船舱取来一些尼龙绳。她沿着邦德的胸口把他牢牢地绑在椅子的后背上。
“行啊，你已经抓到一个俘虏来作听众了，罗曼努斯，你还是继续讲你的小故事吧。”邦德说。
“我会的。战争爆发了。北部的三分之一领土被土耳其人占领，他们强迫住在那里的希腊人和希腊塞浦路斯人离开，否则就格杀勿论。”罗曼努斯顿了一会儿，故事的这一部分显然使他感到痛苦。“我们的房子被炸。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死了。我头部受伤，死里逃生。所有我能记得的事情就是躺在南部尼科西亚的医院里，竭力恢复意识。我惟一的记忆是，在轰炸后不久，我看见了一些英国士兵。我乞求他们帮助我，可他们对我理都不理。”
邦德想，这大概解释了德卡达为什么要对英国基地发动攻击。
“我在医院里呆了六个月，”罗曼努斯继续道。“我不知道是否会失去意识，失去我赖以谋生的教职。我已经记不得最最简单的数学公式了。我也忘了拉丁语。只是到了我被辞退、逃到了希腊后，我才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东西。”
难怪这个人会发疯，邦德想。严重的脑伤已使他失去了理智。
“我得承认，当我到达希腊时，我的状况非常糟糕。我成了雅典街上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身无分文。我酗酒。周围的人对我不屑一顾。接着，有一天，我睡在雅典的古阿戈拉遗址上。我在地上爬着，从废墟里找到了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众神第一次和我说话了。”
说到这儿，罗曼努斯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变了。他似乎对一个演说者的人格面具感到满足。他的嗓门也提高了，而且从桌前站了起来。他边说边在房间里走动，对着看不见的朝拜者做着手势。
“希腊众神向我传递只有我一人才能听懂的信息。一天夜里，我经历了至高的神对我的显灵。宙斯亲自对我发话，并且以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使我确信无疑。康斯坦丁·罗曼努斯那天夜里死了，莫那德占据了他的位置。圣灵指引我来到了一个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民返回家园的组织。一旦我能证明我在战前曾拥有一份大学教职，我就在图书馆获得了一份工作。我阅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有关毕达哥拉斯及其哲学的书。
“我去听大学的演讲和学生的集会，因为通过在图书馆的工作，我结识了一大批年轻人。我开始卷进了一些激进地反土耳其的学生运动。他们也是希腊塞浦路斯人，跟我一样，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也希望干出一番大事来。结果证明他们是一个小小的民兵组织。他们有走私进来的武器弹药，并且计划向土耳其报复。”
“他们是谁？”
“现在已无足轻重了，”罗曼努斯说。“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重要的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游击战争和恐怖活动的策略。正是这一经历使我找了一份工作，当了一个雇佣兵。我离开希腊，来到黎巴嫩，是在，让我想想，是1977年。就在我离开希腊那年，那个组织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岸，对一艘供给船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进攻。从此他们就杳无音信。不过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知识是不可估量的。我把毕达哥拉斯哲学同他们的教训结合起来。他们正在寻求使一变成多，而这也正是毕达哥拉斯想达到的理想。”
邦德现在明白了，罗曼努斯把毕达哥拉斯的教条跟游击队的智慧混合在一起。两种哲学被违情悖理地扭曲在一起，而他却相信它们。
“不过，我扯得太远了，”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一直在中东当雇佣兵。我替各种人干活，也赚了不少钱。”
“你是说‘各种恐怖活动’，不是吗？”邦德插话道。
“我发现我有特别出众的才能可以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众神给了我说服他人的天赋。1981年，我的命运出现了一个转折，我赚了一大笔钱。我决定离开雇佣军，返回希腊做我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我在雅典定居下来，做了几笔聪明的房地产买卖。我建立了新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与希腊当局的联系，我在雅典大学谋到了一份教职。我写作并出版了一本专著。我突然发现自己”众望所归“，这就是说，我在希腊变得非常有名。人们事实上是付了钱来听我的讲座的。我接受国外的邀请访问他们的大学，进行学术讲演。80年代末，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呆了五年，当然也时不时地返回希腊。我收拾了德卡达组织的残局，扩展了我的权势范围，并为希腊和塞浦路斯的未来政策制定者定下了基调，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德卡达。”
邦德朝赫拉瞥了一眼，看看她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她全神贯注地站着，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面部毫无表情。
“我选择了九个对我忠诚的信徒组成了德卡达的领导层。其中每个人都是他本行中的专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可观的追随者来实施我们的行动计划。五个男的，五个女的，每个人都代表了毕达哥拉斯式的对立——奇与偶——奇是男性，偶是女性。我，自然地，成了一，莫那德。我任命赫拉为托德，即二。我已故的堂兄瓦西里斯，是七。我很遗憾我不得不用别的人替代他的位置了。你对我的两个成员的死负有责任，邦德先生。你必须好好地为此付出代价。”
“你为什么要攻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基地呢？”
“是众神的要求。英国在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小的角色。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入侵不闻不问。”
“那么，阿尔弗雷德·哈钦森呢？你为什么要杀害他呢？”邦德转向赫拉说。“是你杀的，对吗？你是伦敦那个手持有毒的雨伞的攻击者。”
罗曼努斯替她作了回答。“是的，那正是赫拉。她是我的剑。我是在1978年的塞浦路斯遇见赫拉的。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对吗，赫拉？她是我在这个世上遇到过的最心狠手辣、也最危险的12岁大的小女孩。我们变得非常亲近，我并不讳言这一点。从那时起，她就跟着我了。”
“真是个动人的故事，”邦德说。“病态，但动人。”
赫拉又走上前来打了邦德一记耳光，但奇怪的是，她变得有些犹豫不决了。罗曼努斯继续往下说：“你问到了哈钦森，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在得克萨斯呆过一阵子。通过我的地下网，我跟美国的一个名叫‘供给者’的军事组织接上了关系。一个中介人把我介绍给查尔斯·哈钦森，一个被宠坏了的、富有的花花公子，替‘供给者’传递货物。他恰好是一位杰出的得克萨斯大学的访问教授的儿子。而那时我也正好在该大学做访问学者。这孩子和我——我们一起做生意。‘供给者’开始通过前哨站，向全世界出售冷冻的精液，向德卡达输送生化武器。我想出了一个计划，使‘供给者’的领袖，一个红脖子的名叫吉布森的人背上了黑锅。他被捕并被送进了监狱。从那时起，我事实上已成为‘供给者’的领袖，只不过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还蒙在鼓里而已。我控制了他们在全球的关系网，使得德卡达得以扩展其势力范围，并且赚得更多的钱。不过这个军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