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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巴金走上了讲坛。他以这种特殊的直率发表了开场白。大厅里所有日本读者都洗耳恭听，他们以为大作家巴金定会故弄玄虚地发表一篇宏谈大论，却没想他的讲话如此简单明了，又是那么谦虚平和。也许正因为巴金的诚实，大厅里忽然爆发出一阵掌声。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2）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在我即将出版的《选集》中，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这三个短篇都是当年我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巴金到达东京以后，曾出席过无数次欢迎活动和读者座谈会。特别让他兴奋和难忘的是，出席东京朝日讲堂的讲演时，他首次当着日本读者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是以真诚与坦率的性格向日本读者畅谈他已经走过的漫长文学之路。他面对黑压压听众说道：“来日本前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语，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于是我十一月到了横滨。”
如烟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淀。他似乎在极力从记忆深井里搜寻日本横滨的点点滴滴。他记得当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经吴朗西引荐的日本人武田，亲自把他从横滨港接到自己家里。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巴金的头脑中不仅有笑脸，也有挥之不去的阴暗，日本警察对他的到来始终虎视眈眈，有时在大清早闯进武田家里审查和盘问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里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横滨的警察与正在中国东北横行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也许正由于这两个印象在巴金心里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这位想学日语的中国作家在横滨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神》里，再现了可恶的日本败类影子。当然，巴金写作并不完全为揭露人间阴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为着展示人类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写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山上的“精致小木屋”。
“大家也许都知道，我的小说《神》中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武田君是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在另一次读者座谈会上，巴金回忆了他当年在日本的写作情况：“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日本读者的掌声几次打断了巴金的讲演。老人发现日本读者不论男女老少，都对他的讲演报以真诚的赞许，也许这与他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巴金与其说是在演讲，不如说是和读者以谈家常的方式交流体会。他讲着在日本的短暂时光，说起写《神·鬼·人》的时候，巴金就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说：“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中，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3）
座谈会上气氛热烈，日本读者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是对写作上的难题，巴金都耐心作了回答。他最后说：“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掌声再度如海潮般响起，大厅里的读者都被巴金精采的讲演打动了。
巴金的演讲结束了，可是那些入迷的日本读者却蜂拥而上地把老人团团围住。他们希望和巴金继续交流下去，渴望得到巴金的一张名片或他在自己小本上的签名。在巴金眼里这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画面，这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并不是受某官方的唆使来完成倾听任务的，他们都是巴金小说《家》和《随想录》的崇拜者和知音。在那些热情的知音者中间，不仅有普通日本平民，学生和小职员，甚至还有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例如多次到中国访问的大平正芳首相，就是喜欢巴金作品的一员。他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中，仍然拨冗和巴金坐下来交流中国文学。而且让巴金惊异的是，他的小说《家》也曾是这位日本国务活动家青年时代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难怪大平正芳对巴金说：“先生的作品曾经感化过日本的一代人！”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