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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对于居住在那有着两棵玉兰树小院中的作家巴金来说，意味着他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绚丽的春日透过百叶窗投进他楼下的客厅里。巴金老人终于可以回到二楼写作了。他发现1966年秋天抄家时被贴上封条的几个房间，如今终于都一一拆封。特别是爱妻萧珊曾经住过的卧室，巴金亲自进去打扫了一遍。那里的床榻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他小心地一一清扫，然后再把一只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柜上。瓶里栽上一束雪白的花儿，那是萧珊生前最喜欢的白色玉兰。淡淡的清香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巴金感到心情好了许多。
毕竟是春天来了，灿烂的阳光终于驱散无边的阴霾，又投映进萧珊当年住过的地方。这是巴金心中最最感谢的。他真想马上动笔，给自己逝去的妻子写一点什么，以做为他对她的一种纪念。然而，巴金纵然心里有许多话要向萧珊倾吐，却又感到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不现实。上海所有报纸和刊物，依然没有他巴金公开发表纪念亡妻文稿的一席之地。休要说发表这样的文章，即便他想写点抒发情感的散文、随笔或者小说，也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萧珊在那黑暗笼罩大地时候染病而殁，巴金又心中悲楚，眼时泪光闪动了。
巴金毕竟走出了困境。窗外的暖流在巴金眼里就俨然是不可阻挡的春风，十分顽强地吹进他的小楼。5月里的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一个白色的信封。拆阅后才发现竟是个陌生的名字：徐开垒！
原来他是上海一家大报的副刊编辑，在那个年代里，巴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来信了，徐开垒在简短的便函中，首次向这位早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文坛上纵横驰骋的著名作家约稿了！这件事对于已被世人渐渐淡忘的巴金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惊喜！
“啊，世人终于没有把我忘掉啊！”巴金把徐开垒这封普通的约稿函，反反复复读了几遍。三十年代他刚刚成名的时候，像徐开垒这样的约稿信，有一段时间曾纷至沓来，那时巴金并不感到为奇。到了五十年代，这类洋溢着编辑热情的短函，就更加不胜枚举，可是在今天，在大梦初醒的巴金看来，徐开垒在粉碎“四人帮”后突然给他寄来这样一封短函，无疑是让人激动的喜讯。它预示着冰封大地的复苏，也证明他巴金仍然没有被世人淡忘。
老人很兴奋。没有什么比一位以写作为终生事业的老人，见到约稿信更快乐的事了。他那天非常高兴，巴金特别重视徐开垒的约稿，已经好久不曾写稿子的他，这一天从早到晚都在想着这件事。有时他感到写稿好象是上一世纪的事了，后来当他真想拿笔写稿的时候，也不知该给《文汇报》副刊写一篇什么文章才好。这十年来巴金在干校里劳动，在作协机关里打扫卫生，什么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手也磨出了茧子。只是疏忽了写稿。当然巴金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动过笔，动笔就是无休止地写检查。当他决定应徐开垒的要求写一篇文章时，竟然又感到心乱如麻，一时找寻不到从前写文章时的创作灵感和感情冲动了。
就这样巴金在他的小楼里整整思考了两天。最后，他还是决定以《一封信》作为稿件的题目。可是当他真要动笔时，忽又感到两眼茫然，写了撕，撕了再写。巴金发现无从下笔了，服的脑子里几乎都是“文革”时的字句。那时的语言都成了套话，个人的写作风格早已淹没在极左思潮的简单文学语汇之中了。好在巴金头脑深处毕竟还有那与生俱来的文学细胞，他尽量让自己的出山之作，多少带有一点巴金的风格。写着写着，巴金就淡忘了身边一切，他习惯于以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来对待读者。所以他就把心里话都诉诸笔端，留在他那横格的稿纸上了。
惊悉喜讯泪沾襟（4）
上海《文汇报》很快就发表了巴金的文章《一封信》。
这虽然是一篇千余字的豆腐块儿，可它毕竟是巴金的作品。毕竟是沉寂了十多年的巴金在写文章啊！这样一来，《一封信》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就非同一般。那么多读者就是从《文汇报》一角，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巴金还活着！
在经历一场动荡的岁月之后，一般普通的读者都无法了解中国许多作家的现状。尤其是对写过小说《家》的巴金，更不知他在十年中的吉凶祸福。即便一些从前对巴金非常熟悉的文学界人士，也由于南北不通音讯，无法获悉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今天，究竟是否幸免于难。现在读者们是从上海有影响的《文汇报》上又见到了他！
“谢谢，谢谢读者们还记着我！”广大读者在奔走相告的同时，都纷纷写信给巴金。由于不知道巴金的地址，这些信都是通过《文汇报》代转的。北京和巴金的故乡四川，早就有一些期盼巴金音讯的老朋友们，在寻觅着巴金的下落了，现在他们看到《一封信》的发表，才知道老人在动荡中安然无病，于是在读者群里开始传说巴金还活着的喜讯。巴金开始收到一些由《文汇报》代转的读者来信。他们中多是些中年读者，他们给劫后余生的巴金写信祝贺他的《一封信》面世，同时也祝贺巴金劫后余生。老人看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读者来信以后，眼里汪着感激的泪花。他发现读者并没有忘记他。
尤让巴金高兴的是，北京文艺界人士何其芳等人来信，他们也是看到《一封信》以后，才知道巴金的近况。叶圣陶还为巴金特别赋诗一首，遥祝平安。这是老作家在读过巴金《一封信》后即兴填写的词：
诵君文，莫计篇， 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杜云古稀今犹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巴金读了叶圣陶和来自全国各地友人的贺信诗柬，顿时百感交集，忍不住老泪潸然，捧读书信，无声地抽泣起来了。当年6月11日，巴金写的《第二次解放》一文，又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金秋十月《上海文学》复刊，在复刊号上，巴金发表了他“文革”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冬天，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除恶务尽》书面发言。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四川老作家沙汀，专程从成都来到黄浦江畔，走进了武康路的寓所，和老友巴金阔别重逢，一对饱受磨难的文坛至友，相拥泪下。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1）
1979年7月25日清早，巴金早早就起床了。
夏天的清晨，天亮的很早，从前在5点钟他才会起来的，而今天早晨巴金是4点刚过就穿衣起来了。他来到晨曦洒落的院落里，看到小甬路两厢的绿茵茵草地里已经现出了早春的芬芳。几丛鲜花在晨光里正露出馨香。他知道今天将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来到他这幽静的小院作客。他必须把小院里的一切打扫干净。巴金知道这是自己“文革”后外事活动的开始，这意味着十年前那写作之外的紧张外事活动，随着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随着他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已经悄悄地开始了。
“巴金先生，於梨华小姐这次专程从美国到祖国大陆来，她想见到的第一位作家朋友就是您！”巴金记得几天前，上海市作家协会组联部的同志，曾亲自来到他的寓所，关照对旅美女作家於梨华接待的相关事宜。
“於梨华？”巴金对於梨华的名字显然有些陌生。也许他在这十多年中很少读海外文学刊物了，特别对这位早年从台湾前往美国读书继而又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所闻有限，所以一时感到难以适从。
作协的干部向老人介绍说：“巴金先生，於梨华女士是近年在美国较为有名气的华裔作家之一。她是五十年代从台湾去美国留学的，据说於梨华在洛杉矶读大学的时候，无意中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THE SOKROW AT END OF YACTSERIVER 》的短篇小说。没有想到她竟因此获得了校内举办的文学大奖，从此她就和文学结了缘。以后於梨华就以华文和英文同时写小说和散文。现在成了美国很有名气的作家。当然，她所以想面见您，是因为她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对您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很感兴趣了。”
“哦哦，”‘巴金对这位台湾旅美女作家的成就格外重视，同时也希望马上会见她。於梨华在国外的自强自重，让巴金蓦然想起他从前在法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