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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把获奖证书放到衣橱下面的抽屉里，关抽屉的刹那我低头，看见了床下那个已落满灰尘的纸箱。
我使劲拖出它，打开。最上层，水晶小房子在灯光的照耀下，还是那么晶莹剔透。
我把它托在手心里，擎高，看它光滑的切面、分明的棱角、五颜六色的光，依然那么漂亮。这样看着的时候，我似乎还能记起那些时光，清晰的在我眼前跳跃。我轻轻吹去它上面的三两点浮灰，然后把它重新放回箱子里去。我还很仔细地拂去了箱子上的灰尘，为它的缝隙粘上了透明胶带。
粘胶带的时候，那“嗤啦”、“嗤啦”的声音撞击着我的耳膜，连同我的记忆与心。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我曾经喜欢过的男孩子，在我还喜欢他的那些日子里，善良的微笑、和气的模样，还有他说“她是我同桌”时的义正词严。
这样的回忆让我觉得美好，可是也有隐隐的哀伤：我知道，我还是没有原谅他。或许，永远永远都无法原谅他了。
因为我这样想：你可以用任何事情来开玩笑，可是你不能拿16岁的感情开玩笑。
毕竟16岁只有一次。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伤害了，就永远无法平复——这才是最让我痛心与遗憾的、留在岁月肌肤上的隐隐的疤痕。
寒假照例是要补课的。
没有人抱怨，每个人似乎都很习惯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使命。4周的寒假如果能放一周也没人埋怨什么，如果能放10天，那简直就是上帝开恩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四周可以不必到校上课。因为我请假了——寒假里，我要去省城找老师学习播音主持方面的专业课。
去教务处请假的那天，恰巧碰见了夏薇薇。她表情讥诮，脸上有不屑的笑。
“陶滢，你要用左手拿话筒吗？”她这样问，似不经意，却又如此刻意。
我没好气地回嘴：“难道左手不可以拿话筒吗？”我昂首挺胸从她面前走过去，再回头，看见她气急败坏的脸。
其实，除语文老师外，没有人认为我会成功。
包括田佳佳。
她微微皱着眉头，不说话，过很久终于问我：“是真的喜欢吗？”
“是。”我从来没有如此斩钉截铁。
那些困顿而尴尬的岁月，那些自卑而迷茫的年华里，我从来不知道，梦想本身有如此可亲、可爱的面孔。
换句话说，生命，对我而言，已许久未如此饱满过了。
我是说，饱满。
饱满，就是种子破土、树叶抽芽，一小团的茧握在手心。是鼓而胀的质感，填充在生活的角落里，让你感觉不虚无。
我终于在有了梦想之后，感受到生命那些华美的颜色，在晴好午后慵懒停靠。
我记得，在过去的时光里我曾弄丢过我自己：我的未来、我的梦想、我的希望。那是我记忆中最张皇失措的一段时间，我如同象棋棋盘上的卒子，手持盾牌，步步为营，只能向前，不可后退。我无意伤人，能不被人伤，已实属不易。
那些人前人后的嘲笑、三三两两的指点，不过是湍流的河，奋力趟过去，一切不过如此——早已练就一身不怕死的胆，哪怕你说我脸皮厚。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或许未遗忘，但已不害怕。
因为同学们终究是健忘的。分班之后太多故事散落了，除了日益逼近的高考，大脑里容不下其他。我对陌生人从来不怨不恨，因为我知道，我的忘不了，不过是因为极之希望落空后的极之失望，或者说，我只是无法面对张怿、夏薇薇、徐畅，以及一切与当时事件发生联系的人与物。
感谢梦想——因为一场突然落幕的爱，我却找回了我的梦想。
它太仓促地就介入了我毫无准备的生活之中，然而突如其来的冲击并不让人感觉痛苦，或许可以说，还带来了某种欢愉。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然而，经历了这一切，我无路可逃，唯有背水一战。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希望，唯一能拯救前途、拯救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找到了我的路，再苦、再难也要咬牙走下去。毕竟，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无力走路，而是无路可走。
感谢田佳佳，她收起担忧的眼神，而给予我无比坚定的鼓励：她只是在自习课的时候给我传了无数张小纸条，告诉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坚持到底。
只是没有想到，妈妈的态度那么开明。
她在电话里听完了我的设想，沉默了一小会儿，问我：“你觉得你真正喜欢这个专业吗？”
我说：“是。”
她又问：“你觉得你有足够的克制力抵御那些诱惑和压力吗？”
我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妈妈叹口气，说：“是啊，你也不过是个孩子。”
沉默了一会，她说：“我有个高中同学在艺术学院做老师，我向她打听一下好不好？如果她说你可以尝试一下，那我们就勇敢地尝试一下！”
她的语气坚定、沉着，充满轻松的鼓励。我隔着一条电话线，看不见她的表情，可是总觉得内心里有什么不知名的东西在轻轻地、柔软地开放着。
7…3
在等妈妈电话的时间里，我不可遏制地回忆起那些和妈妈之间有限的残章。
我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这或许是最奇怪的，因为我从小便不是美丽的女孩子。
她有瘦削的身材，并不高，然而沉静端庄。她站在那里，你一回头，便可以看见她含笑的目光，充满安然静逸的力量。爸爸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校园里散步，只见一个女生穿好看的格子裙从他面前闪过，身上有淡淡雪花膏的香。他转头，看见她信步走进旁边的教学楼里。他只想跟上去，只想认识她。
他说，这一辈子，他只为这一个女人失魂落魄过。他这样说的时候，微微含笑却看不出戏谑。
爸爸追妈妈的过程，在整个地质大学校园里是一段佳话。
那个憨厚的男生，不说话，木讷的、羞涩的，想要靠近却没有勇气的，只能用情书，一封封打动女生的心。据说，那时候校园里极流行“情书”这种载体，很多人都写，不过水平良莠不齐。偏偏我爸那时属于文才斐然的那一种，人倒不帅，却颇有些内秀。他的情书极少高谈阔论，只是随口说点开心的事、生活的心情，然而不经意，一句话却打动女生的心。
他在信里说：“柏拉图说，人生来是一个半圆，只有找到另外半个，才可以获得幸福。我希望，我可以找到属于我的另外半个圆，然后，这个完整的圆便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这个在今天多么广为人知的理论和多么单纯甚至酸涩的句子，在八十年代的空气里，却曾是那么高屋建瓴，与众不同。所以，他们就因为柏拉图而走到了一起——穿白衬衣、格子裙的女生和穿蓝灰色夹克、涤纶裤子的男生就这样相爱了。
半年后毕业，他们结婚。又过一年，他们有了我。
生活已经很幸福。
可是，工作单位要去格尔木，他们属于单位有限的几个大学生，广袤的大西北，需要他们去奉献青春。
挣扎很久。
外婆说，那段日子，他们不断地吵、我不停地哭，让37号院毫无宁日。
终于，还是外婆站出来：“小桃给我，你们走。”
两个人双双愣住。
这几乎是当时情况下唯一的解决方式。
于是就走了。相互承诺要给彼此永久幸福的两个人双双去了大西北，而他们小小的女儿，在海边湿润的海风里，扯着外婆的衣角长大。
他们写信，很多信，寄来了，外婆找人读来听，有关于我的句子，就比划着给我看。我当时不识字，眼神扫过去，只盯着外婆的衣兜，期待里面的糖果。
后来渐渐长大，变成我给外婆读信。
很不耐烦。
我唯一的兴趣，就是随信寄来的照片、卡片，或者稍后抵达的包裹。
照片上的妈妈很美丽，爸爸皮肤黝黑，他们站在阳光茂盛的高原，微笑。
渐渐长大。
长大后也有过对妈妈的想念，却只有每年2月能够见到她。她和爸爸，为了我，从来没有一起享受过假期，她休2月，爸爸休8月，只为一年有两个月，可以有人陪在女儿身边。
是种牺牲，然而我不懂，从未珍惜。
我痛恨那些她为我检查作业的有限日子，痛恨她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影响我偷看小说，也痛恨她每一次离开时一滴一滴努力压制的眼泪。
痛恨她的走，也痛恨她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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