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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后吕一民又返回北平，专门组织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他期望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的元老派掌权，这样他就能被委以重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但没有下台而且势力一天天的壮大起来。终于，吕一民觉得在仕途上已没有了希望，遂即消沉了下去。所以，当王文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下又看到了希望。当晚，吕一民把王文经引到家中盛情款待。当他清楚了王文经的身份和此次来北平招人的事后，即表示愿意听从王文经差遣的愿望。王文经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就告诉吕一民要回天津汇报后才能定。吕一民惟恐会失去这次好机会，夜里就让那个风流少妇陪王文经睡觉，而且还连夜写了誓愿书。第二天早上王文经离开时，吕一民还给王文经的袋里塞了红包。王文经回到天津把吕一民的情况细说后，陈恭澍没多问什么就同意了。
就这样，吕一民到了天津。
吕一民到天津后，按照王文经的吩咐找到了叔伯侄子吕问友，拉拢他一道参加了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组。此时，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秘密地租了幢楼房，开始了对吉鸿昌的暗杀行动。于是，吕一民等化装成小贩，日夜在吉鸿昌住地周围察看情况，伺机动手。吉鸿昌毕竟是从战场上混出来的，当他感到住房周围有异常情况后，就把自己活动的地点移到了法租界里的惠中饭店。后又发现有人跟踪，吉鸿昌就悄悄地把与人聚会的地点转移到了国民饭店。这次搬动，使吕一民等人完全失去了跟踪的目标。陈恭澍得知此情况后心急如焚，把吕一民叫来训斥了一顿后，对下步的工作做了分工。除要吕一民继续侦查吉鸿昌踪迹外，还要吕问友紧紧地盯住任应歧。陈恭澍说：“只要跟住任应歧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任应歧在中原大战期间任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后率领的部队被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任应歧经化装侥幸逃脱。脱逃后的任应歧寓居天津，结识吉鸿昌后俩人成为挚友，并一起从事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果然不出所料，吕问友经多日跟踪任应歧后，在国民饭店二楼的四十五号房间发现了吉鸿昌。陈恭澍获悉后，亲自来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藏在汽车里指挥行动。首先，让王文经在四十五号房的对面开了个房，然后为了明确吉鸿昌在四十五号房间里所在的位置，找了个女的故意在走廊上拍皮球，待饭店里送水的走进四十五号房时有意把皮球挡了进去。接着这个女的以拣球为名走了进去，并看清了吉鸿昌坐的位置和所穿的衣服。她出来后，陈恭澍就下令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四十五号房间执行刺杀任务。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房里打牌的吉鸿昌因一圈牌结束刚好与对面的对换了位置，而且俩人衣服颜色穿的刚好也一样。为此，当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屋后误认为吉鸿昌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吉鸿昌，举枪便打。吉鸿昌对面那个人当即中弹死亡，而吉鸿昌被跳弹击中右肩。当两吕欲再次开枪时，吉鸿昌急着上前踢掉了吕一民和吕问友手中的枪。这时，吕一民和吕问友俩人慌了手脚，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拼命地夺门而逃。此时，早就与陈恭澍他们有预谋在先的法工部局的巡捕听见枪声后，马上冲进四十五号房问：“谁是吉鸿昌？”吉鸿昌毫不犹豫作了回答。巡捕要吉鸿昌到工部局走一趟，后见吉鸿昌身上有伤先让其到医院作了简单的包扎后，与任应歧等人一道被带到了工部局。四天后，孔祥熙和宋美龄从绥远来到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用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后把吉鸿昌押解到了天津警察局。经多次审讯后，吉鸿昌又被秘密押送到了北平，并关进了陆军监狱。
终于，吉鸿昌走完了他壮烈的三十九年人生路。
行刺吉鸿昌的行动结束后，陈恭澍被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嘉奖，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后又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不久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后即出卖了军统组织；王文经也因刺杀有功，被任命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不过很快就被日本特务枪杀；吕一民由于在刺杀吉鸿昌时有很好表现，受到戴笠接见后被提升为天津情报组组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当然这已是后话。
戴笠通过其组织对杨杏佛、史量才和吉鸿昌的暗杀，使蒋介石看到了戴笠身上潜在的能力，增加了他对戴笠的信任。但戴笠真正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这还得从戴笠参与处理的几起重大事件说起。
第六章
先说福建事变。
一九三二年初，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沪淞抗战中，英勇杀敌，使日本军队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使日本政府三易其帅。虽然，十九路军的举动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但由于蔡廷锴等人抵制了不抵抗政策和坚持抗战的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这年的五月，蒋介石强令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分别开往江西、安徽和湖北，以此欲削弱第十九路军的影响。对此，蔡廷锴等人据理反对。尽管蒋介石后来修改了命令，但还是把第九路军调往福建。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在蒋介石的催逼下，利用福建红军入赣作战的空隙，占领了闽西和闽北两个根据地的不少地方。不久，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三个团，继而在闽北又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和将乐等县城，直接威胁福州。
这时，蔡廷锴才明白过来蒋介石是想让红军来消灭十九路军，他这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于是，蔡廷锴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同时采取积极的步骤派人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在此基础上，蔡廷锴与由香港入闽的李济深等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反复商量后，决定举旗成立新政府。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郊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推荐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等十一人为委员。
福建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全国以及海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戴笠在福建事变前，已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他曾在福建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多次下指令给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处的下属组织，要他们密切注意李济深等人活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密切接触。同时，还抽调大量的特务人员南下，以加强香港区和华南区的力量。为防不测，戴笠还在福建的浦城和厦门成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组，进一步严密了对十九路军的监视。由于戴笠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十九路军查问情况，见没有回音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蔡廷锴又以身体有病推辞了。过后，蒋介石又派人给十九路军送去了五十万军费，想以此达到拉拢的目的，但也没能奏效。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福建方面有事变，那么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就会联合起来，到那时这后果就不可设想了。为此，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座机到福州后就被扣留了。
蒋介石被激怒了，但他又左右不了福建方面的形势，只有向戴笠不停地催要情报。
当蒋介石从戴笠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福建事变已发生时，他正在江西怃州前线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字，可蒋介石反复地看了多遍，而且神色也异常紧张，嘴里不停地说：“糟了！糟了！”过后，蒋介石在作战指挥室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看他那样子对福建发生的事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蒋介石身边的人说，福建事变发生的起初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看的最多的是那本《剿匪手本》。每日晚餐后，蒋介石问的最多的是戴笠来电报的数量，只要有他每份都要细看。当蒋介石从戴笠来的电报里得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起事变后只是空喊口号，而且全国其它的地方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没有响应福建事变的迹象，加上在江西的红军也没有出现配合福建方面而进行反攻，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对边上的人说：“这下可好了，敌人孤立无援，我也可透口气了。闽变不平则天下不安矣。”于是，透过气来的蒋介石调集了三路大军向福建开进，同时急电戴笠组织力量潜入福建，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