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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会下来，遇到一位戴眼镜的美国半老太太，上来热情招呼，问：你们就是那两个中国人？
答：是。
于是，她说：我的丈夫已经见过你们了。我是兰蒂斯太太。说起兰蒂斯太太时，她的自豪之情是溢于言表的。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出现。与西尔弗伯格谈他的长篇《荆棘》在中国出版的情况时，一个女人也是主动地凑上来，打断我们的谈话，说：我是西尔弗伯格太太。而西尔弗伯格就以一种赞许的神情看着自己那位天真劲十足的美国老女人。
前两天，与雨果奖得主、著名科幻画家鲍伯·埃格林顿洽谈版权结束走出大厅，又一个美国胖太太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要求与我们合影，因为我们与她丈夫合影时将她拉下了，而她是埃格林顿太太。于是，我们一起快乐地笑着合影留念。分开后，有人告诉说，她也是一位有名的科幻画家，于是，我们又返身追她，让她给我们她作品的使用授权。
我想，并不是这些美国妇女有太太病，而确实是她们对科幻有着相当的热情，所以，才以作为著名科幻作家与画家的妻子感到特别的自豪。
当然，事情总是有例外的。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科幻评论家伊丽莎白·赫尔是著名作家弗雷德里克·波尔的夫人，但她从不高兴人叫她做波尔夫人。如果你这样叫她，她会郑重其事地告诉你她的名字是什么什么。
在这几天的芝加哥，所有的众生相都统辖在了Science Fiction这个名字的下面。而我在失语症的折磨之下，就像在洛杉矶天文馆里，用自己的身体感觉了不同星球的重力场，在这热闹非凡的科幻大会上，也感觉到了科幻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中不同的比重。
这种感觉压在心头，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而身体却又分明体验到了有些空虚的失重之感。
凭《Science Fiction World》之名
凭着《Science Fiction World》这个名字，一个电话过去，阿西莫夫夫人珍妮特·阿西莫夫欣然答应与我们见面。
于是，大卫·赫尔那辆不太高级的汽车载着我们穿过差不多整个纽约城，准时来到曼哈顿中央公园旁一座公寓楼下。在这座公寓的三十七楼，不等我们按响门铃，阿西莫夫夫人已经打开了大门，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了客厅。客厅里阳光充足，通过开向阳台的那扇门，视线里一半是曼哈顿的摩天楼群，一半是中央公园的一碧如洗的如画景色。
阿西莫夫夫人对我们介绍的中国科幻现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欣然答应出任本杂志社新创刊的《飞》少年科幻月刊的高级顾问，并当即把她本人与阿西莫夫的一些作品赠送给我们，希望很快看到这些东西，“在遥远的东方，用奇妙的中文介绍给读者”。客厅正面，通常是中国人习惯放家庭影院系统的地方，靠墙而立的两个书橱里，全是阿西莫夫先生各种文本的各种作品。而在客厅的另外一角，就是阿西莫夫夫人写作她那些深受少年人喜爱的科幻小说的电脑，电脑两边，是小巧的书橱，里面是一些随手可以取用的资料。
有一则轶闻说，阿西莫夫在世时，每天晚上，都要用望远镜瞭望星空。阿西莫夫夫人又把我们带到她卧室宽大的窗前，几乎是强制性地把一架望远镜塞到了“英语很地道的中国女孩”手中，让她眺望纽约城那繁华的景色。我们因了主人的热情而激动，而主人也因了自己的热情而激动起来。她提出要请“中国同行”吃午饭，把我们带进一家装潢考究的中国餐馆吃北京烤鸭。一只烤鸭加三个配菜，再加一漆盒米饭，加税是一百美元。在心里再用人民币换算一下，更觉价格昂贵。即便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让老夫人破费，秦小姐便坚定不移地用万事达卡付了饭钱，《飞》月刊尚未面世，已经有了一笔外汇支付的招待费了。想不到，阿西莫夫夫人已经自作主张替我们的下半天时间作出了安排。从中餐馆出来，便带着我们打了车直奔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在一块金属铭牌上，夫人指给我们看上面刻有阿西莫夫基金会的字样。原来，那是一块彰显对博物馆有过经济贡献的人或机构的铭牌。所以，夫人在售票柜台前亮明身份，一分钱不花，就替我和秦月作好了参观安排。拿到票子，又详细介绍了将看到的宇宙展览和恐龙化石展，又向大卫·赫尔交待了导游事宜，这才与我们握手告别。
也是凭了《Science Fiction World》之名，以《天幕坠落》闻名于中国的大卫·赫尔成了我们在纽约期间的小车司机。他有一句非科幻的话很经典：客人是鱼，超过三天就发臭了。但是，我们“使唤”了他四天，第五天又一早叫他送我们上机场，他竟然还从中国餐馆带来了热豆浆和生煎包子，所以，我开玩笑说，看来这两个中国人还没有到臭不可闻的地步。他报以美国大男人像小孩一样天真的笑容，这是美国人不傲慢时可爱的笑容中最常见的那一种，也是最可爱的那一种。
凭了《Science Fiction World》之名，我们见得最多，还是这种美国笑容。 计划中最后一站在旧金山。细看机票却仍要从圣何塞出境。于是，这两地间的交通便成了问题。于是，科幻作家、《轨迹》杂志的编辑，35岁的兰斯也是一脸大男孩笑容，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早上，他用杂志社主编布朗先生的汽车把我们运到圣何塞，帮助找到最方便去机场的酒店，在一家有些变种的中国火锅店吃了饭，已是下午三点，他赶回几十英里外的杂志社上班。不想，他5点钟又打来电话，说怕我们两个人没有汽车不方便出游，呆在酒店也不好玩，下了班要过来陪我们。七点钟，他带着女朋友，一位卡通杂志的编辑诺曼出现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在黄昏中驱车在硅谷的街头，看着夜色降临在蓝色海湾，看着灯光中的硅谷沐浴在另一种光明中，就像这里生产出的那些硅片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之外构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一样。然后，是一个橡木装饰的宽大餐厅里，一顿意大利式晚餐。我面对羊排胃口大开，而秦月的中国胃使其面对一盘中间漂浮着意大利面条的酱一样浓的汤时一筹莫展。
美国饭后的余兴节目中有两次作画。一次，是我小说的美国翻译问小说中的槐树是什么样子的树。因为对这种树一无所知多少妨碍了她对小说的理解。于是，我试图在餐巾纸上画出那羽状对生叶的样子，但不管那树怎样历历在目，但画出来却惹人笑话。于是，秦月小姐又画图解说了一回。画工虽然不错，对方还是有些不明所以。这一次轮到我问兰斯与诺曼，橡树是什么样子。诺曼的回答很绝妙，橡树是长果子给松鼠吃的。见我依然很抽象的样子，秦月便怂恿她画下来，于是，她拿出名片，在背面认真地画起来，画工不错，与进过少年宫绘画班的秦月不相上下，但仅靠她画的一只坚果与一片与槐树差不多的叶子，我仍然不知道橡树是什么。但因此，晚餐得以在笑声中结束。而美国之行，在这阵笑声中，其实已经宣告结束。剩下来的，只有一晚上的睡眠和漫长的越洋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