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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假设而已，”，我从记事本里取出那张曾被我夹在鞋中的照片，递给积格勒，“这张照片或许能让你相信我的假设并非无中生有。”
我之前已经说过，这是一张颇有些年代的照片了——实际上，照片的背面写有日期：
年4月19日，星期四。不止日期，背面还有如下的两行字：
第七届自由意志大学学生海报设计比赛，电影类二等奖捷尔特·内格尔（医学院），《消失的地平线》
照片正面当然是年轻时的捷尔特（当时自然还不是博士）——他站在镜头的正前方，手里拿着一只小巧精致的玻璃奖杯。稍后点的地方是一面墙，墙上张贴着一幅对镜头而言显得相当大的海报：那张海报似乎还没有完全粘贴好，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正按住海报右下方的一个角，防止它在拍照时被可能碰巧吹过的风刮得卷起来。
海报的内容相当简单（我并不认为捷尔特博士当时恰巧遮住的部分会比我们能够看到的部分要精彩多少）——按照风景照等比例临摹的背景黑白风景画、用粗线条刻意加强的轮廓线，以及那些用印刷体书写的、或许仅是虚拟的演职人员名单和潦草到看不清楚的导演签名？？从今天的海报设计角度看来，也许显得十足的简陋和单调。但那出现在海报上端中部三分之一处的，用一种别致而有趣的花体字书写的“香格里拉（Shangrila）”这个地名，却格外地引人注目。
或者纠正一下——格外地引起我的注意：
“那是Blackadder ITC字体，和那些血字的字体一样？”，我对积格勒说。
积格勒没有说什么——他当然知道那就是他所看过的、那种显得比较生硬的、适合在写大型字时使用的简单花体。
他反复看了这张照片几遍，将它还给了我：
“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证据。”，积格勒说，“即使证明了博士有能力书写那种？我是说，那种大型的花体字，也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
积格勒的话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他当然也知道，这里面的巧合实在是太多了。
“博士在作为本案心理顾问的那段时间里，”，我问积格勒，“是否曾说到过，自己也会写大型的Blackadder ITC花体字呢？”
“应该是从没有过——或许他觉得没有必要吧？毕竟，会写和凶手同样的字体，很容易招来不必要的怀疑。”
“当然，换作我也不会说。”，我将那张照片夹回到记事本里，“但这整件事情上也存在着太多的巧合了——博士会写伊凡特所写的那种大型花体字，伊凡特是博士的一位病人，捷尔特恰好被警方选为伊凡特案的心理顾问？？”
“这点上，我需要纠正一下。”，积格勒打断了我的话，“博士是自荐成为本案的心理顾问的。”
“自荐？你们丝毫不觉得奇怪么？”
“他曾在局里进行过半年的法医培训工作，高层比较相信他的能力；况且，这个案子作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实例，对一位医学博士而言也很有帮助——捷尔特博士发表过不少关于犯罪心理学的学术文章，那是他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有这样的一位专家来帮助我们对付这个令人头疼的案子，我们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怀疑他呢？”
“那么这也是证据之一。”，我回应道。
“可你并不能忽略一个有着茶色瞳孔和卷曲金发的男人，”，积格勒立即反驳道，“珀迪塔女士、艾莎女士和捷尔特博士都明确证明了这个人的存在。我们手上甚至有从法国警方那里得来的，伊凡特·冯·托德的儿时照片——你知道，我虽然不相信什么电脑分析。但那照片我是见过的：有着茶色瞳孔、卷曲茂密金发的九岁男孩？这个人绝对是存在的，绝对不可能是捏造出来的！”
“你说的完全没错，我的老搭档？”，我拍了拍我们大胡子探长的肩膀，“但如果这个人不是凶手呢？”
我的一句话就让激动的积格勒完全安静下来了——他看了一眼眼前的这具无头尸体，依旧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
“如果正如你所说的，捷尔特博士是这整个案子的罪魁祸首”，他捻了捻自己的大胡子，“那这里躺着的又会是谁呢？他会有一个藏在地窖里的双胞胎弟弟么？他的这位兄弟应该不会在去年七月的某天里假冒他的兄弟去局里开一个商量如何逮捕他那杀人狂兄弟的会议，却反而被一个小混混刺伤了右臂吧？”，他解嘲般地笑了笑。
“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我将手从积格勒的肩膀上移开，“一切都还只是假设——你也知道，珀迪塔女士、艾莎女士甚至面前的捷尔特博士，这些曾经看过真正剪刀手的人都已经死了，或者失踪了？这不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实么？刻意制造一个右臂上的伤痕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儿。甚至你昨晚看到的他的伤痕，也可能是他故意让你看到的假相——目的是让你作为他的又一个死亡证人？”
“好了？文泽尔！”，积格勒显然对我“死亡证人”的评价感到不满，“就算一切都如你所假设——那么，捷尔特博士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要知道，没有证据没有动机，即使你的假设在事实的重现上显得再怎么贴切，这一切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
“别在那个假设上多费时间了！”，卡尔推门进来，“我们现在至少有五位证人可以证明，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第三节 卡尔带来的新线索
“Voici les nouvelles du jour。”
“Des obstacles hérissent la course。”
（法语：现在报告新闻。赛跑的路上布满了障碍。）“首先，积格勒探长，很遗憾的，昨天晚上？或者今天凌晨在停车场让几位护士将昏迷的你抬上担架车的，正是我们要逮捕的那位犯人——伊凡特·冯·托德。”，卡尔说。
“这么说，那家伙确实是用了急诊转诊的诡计了——具体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积格勒问道。
“有记录的转诊时间是两点二十五分——这个时间，是在急诊室值班的实习医生维甘（Vigan）写在转诊登记本上的，他同时确定救护车开动的时间正好是两点半。”
“这个时间和你所说的时间吻合。”，我对积格勒说。
“你昨晚在停车场也看到那辆救护车了？”，卡尔对积格勒说，“那你正好可以做我们的第六个证人。”，他看了我一眼：
“文泽尔，关于医师证的那个假说，至少在具体的应用上，你说得并没有错？”，卡尔稍顿了顿，接着说道，“一位名叫玛格丽特（Marguerite）的护士证明，她碰巧看到那位自称是转诊随行医生的医师证，上面的名字确实是捷尔特·内格尔。”
我们此刻的目光都指向了那张放在证物袋中的医师证——卡尔接着说道：
“而且，维甘和玛格丽特，以及另外的三名护士都可以证明——那位转诊女病人的外貌特征：虽然戴着氧气面罩，但大致从我问到的身高、发色、面部特征及衣着来判断——尤其是那件现在已经作为重要证物的 Replay 风衣，基本上可以肯定，那一定就是塔芙妮小姐。
我们的人稍后会请他们去塔芙妮的病房做一次辨认，以便确证这点。”
“？转诊病人的名字填的是狄尔瑟·赫拉斯——这当然是个黑色幽默，或者说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暗示：文泽尔，你不会想到？对了，在你的印象中，担架车一般会是什么样子的？”，卡尔问我。
“一堆白色铁管加上数个轮子组成的移动床铺。”，我回答道。
“我知道你这个问题的目的。”，这时积格勒对卡尔说道，“我昨晚恰好观察过，第三医院的担架车并不是这样的——他的下面还有一个棺材似的铁皮箱子，里面大概是用来装病人的随身物品和一些相关的药物，以及急救设备的。”
“正是如此！”，卡尔答道，“他也可以用来装下一个身材高大的医学博士——我在电话里详细询问过这个细节。为了方便急救时使用，那个巨大的置物柜仅仅使用了扣锁；而且，里面的塑料隔板出于机动性考虑，都是可以轻易卸下的。”，卡尔得意地看了我一眼，“也就是说，文泽尔？一个假冒的急诊科医生，用一辆担架车转走了两个病人——另一个病人藏在担架车下面，这并非不可能：甚至这就是实际情况。”
我并不打算对如此确定的实际情况多说些什么——我问卡尔：
“有没有证人看到那位转诊医生的脸呢？”
“你终于问到重点了，”，卡尔笑了笑，“虽然这位医生戴了口罩并象征性地戴上了一幅金丝眼镜，加上转诊时比较慌乱，并没有太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