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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情况下，就对我充满信任地说：‘把你的作品写完；我将把它在这里上演。’但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这部作品的演出推迟了好几年。”
我在圣—桑的某些作品里似乎看到了这种影响。不仅在他的交响诗（圣—桑最优秀的创作中的一部分）中有这种影响，而且在他的管弦乐组曲、幻想曲、狂想曲，在那些描绘性和叙述性很强的作品中，都能找到李斯特的影子。圣—桑说：“音乐应该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具魅力；但在我们进行想像，并使其在某种特殊渠道中流动的情况下，它的效果会更好得多。因此，想像音乐吧。在这时候，我们心灵的所有功能都被带动起来参与同一目的的实现。艺术从中获取的并不是更多的美，而是更宽阔的施展空间，即更多样化的体裁和更大的自由度。”（见《和声与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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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发现，圣—桑先生已经参与了当代一些德国交响曲作曲家旨在把其他门类的艺术之魅力融入音乐的积极尝试，如诗歌、绘画、哲学、浪漫文学，戏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他们与他之间，还是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这条鸿沟不仅表现在风格的差异上，而且表现在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这种根本差异上。比如理查·施特劳斯的创作像疯狂的喷涌，歪歪斜斜地在泥污、废墟和天才之间踉跄前进，圣—桑的拉丁化音乐则像清泉般淌出，冷静而嘲讽。他那细腻精巧的笔触，谨慎而有节制，欢快的优雅，恰似“无数条小径通入人的灵魂”，拐带着美丽的音乐语言和诚实的思想，舒畅地流进你的心间，让你自禁不住地感受到圣—桑音乐的迷人魅力。同当今那些焦躁不安、心烦意乱的艺术形成鲜明对比，圣—桑的音乐以其宁静、安谧的和声、丝绒般的转调、水晶般的清澈、流畅舒展的风格和难以言喻的优雅打动着我们的心。连他的古典风格的冷峻也以其反对新生乐派的浮夸（虽然也不乏真诚），而对我们助益良多。有时候，你会恍然觉得自己被他的音乐带回到门德尔松，甚至斯庞蒂尼和格鲁克时代。你好像徜徉在你所熟悉和热爱的一处乡间。然而，在圣—桑的音乐里，你找不出一处同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直接相似的地方，因为此大师的回忆不是针对哪个特定的人的——他把所有的古典大师都装在了心里，把他们的艺术一炉同冶；他的精神同他们相通。这才是他的个性魅力所在，是他的价值所在。他给我们的艺术燥热吹来一丝别的时代的理智和柔美的凉风。他的作品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拓片。
圣—桑在谈到莫扎特的《唐·璜》时说：“我们在古希腊人的神圣土地上，时不时会找到一块残片、一条胳膊、一具残缺的躯干。漫长的岁月的蹂躏使它们伤痕累累、朽烂不堪；古代雕刻师的凿子曾经创造的不过是某个神祇的影子而已；可魅力却不知何故在其中存留至今；任凭岁月把一切抹去，高尚的风格却永远光芒四射。”（《肖像与回忆》）
他的音乐亦如此。有时它略显苍白，过于节制；但通过某个乐句，几个和弦，会不时闪现出一些清晰的历史景观。
注 释
〔1〕圣—桑在别处也谈到过“这些作品，虽写得很好，但是沉闷而无趣，以令人生厌的方式反映了某些德国小城市的那种狭隘和迂腐的学究气”〔见他著的《和声与旋律》〕。——原注
凡尚·丹第〔1〕
“我认为（文艺）评论没有用，我甚至说它有害……对他人的作品说三道四怎能有助于艺术的发展呢？像歌德、舒曼、瓦格纳、圣伯夫等天才或伟人的观点听听倒还有意思（哪怕是错误的观点也罢）——假如他们热衷于评论的话。可去听某位普通的先生说他喜欢或是不喜欢某部戏剧或音乐作品，这就毫无意思了。”
凡尚·丹第先生如是说……但这位文艺批评的死敌本人就是一位目光敏锐的文艺评论家。
我并不打算只谈丹第先生的音乐才华。在今日欧洲，众所周知他是戏剧音乐表达、管弦乐色彩与音乐体裁学的大师之一。但音乐并非他成就的终结；他还有一种出自更深刻渊源的艺术创造性。有价值的艺术家不仅作品辉煌，本人也伟大。所以我打算努力挖掘丹第先生的人格。
丹第先生的人格并不神秘，而是开放和透明得像晴天白日。在其音乐作品、艺术活动和写作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点。他本人的文艺评论就属于他所说的那少数几位伟人的评论之列，即使是谬论也很有趣。不了解丹第的思想——哪怕是错误的思想——实属憾事；因为它们不仅能使我们对一位杰出艺术家的观点略见一斑，而且对我们的时代思想的某些惊人之处也能有所了解。丹第先生曾系统研究过音乐史；但他著述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无意识地表达现代艺术精神。
丹第先生不是个囿于音乐艺术圈内的人，而是心胸博大，触类旁通。现今的音乐家已不再是单打一，而是开放胸怀、全面发展了。今日法国音乐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学识渊博勤于思考的作曲家不仅对自己的创作胸有成竹，而且对音乐艺术也常发表独具慧眼的评论，如圣—桑先生、杜卡先生和丹第先生都是评论高手。丹第出版过带有评论的数卷民歌选，论述贝多芬的前辈的散文集，一部音乐创作史，及不少辩论和演讲集。丹第先生真正杰出的地方还不在于他的博学多才，而在于他的道德和宗教素质，正是他的这一面使我们在众多当代艺术家中独独对他发生了特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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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第先生写道：
“一名艺术家起码要有信仰，信仰上帝，信仰自己的艺术。信仰才促使他去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在做人的道路上提高自己，终至到达自己的目标，这就是上帝。
“一名艺术家还应学会希望；因为他不能指望从眼前得到任何东西；他应清楚自己的使命是服务，是为自己身后代代新人的教育和生活而工作。
“一名艺术家还应具有博大的仁爱之心；这是‘道中之道’。仁爱应该是他的人生目标；因为一切创造的推动力就是神圣而宽厚的仁爱。”（见丹第所著《音乐创作教程》卷Ⅰ，1902年出版。）
讲这番话的不是某个修道士或神父，而是巴黎圣咏学院的院长丹第先生在某次开学典礼上致辞学生，或在给他们上作曲大课时讲的话。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部奇书，书中居然把当代科学同哥特〔2〕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此书迄今还没得到应得到的关注。它记载了当代艺术的精神；它与丹第写的其他著作颇为不同，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它的价值。
丹第在书中表明，信仰是贯穿始终、高于一切的东西。它煽起天才的创造之火，哺育人的思想，指引人的工作，甚至支配音乐家的转调和风格。书中有一段你会觉得像是十三世纪的产物；它很奇妙，而又不乏尊严：
“你在从事转调模进时应该有个目标，就像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要有生活目标那样。指引一个人度过生活危机的理性、本能和信仰在音乐家选择调性时也对他加以引导。因此，无用的和矛盾冲突的转调及光、影之间犹豫不决的平衡就会给听众带来难受和糊涂的感觉，这恰好表明了那可怜的音乐家此时正处在心理脆弱和矛盾的时期——他生活不幸，找不着方向，没有目标和信仰。”（《音乐创作教程》。下同）
这本书好像是中世纪的产物，里面有某种抽象的和条分缕析的学究气。
“在艺术创作中，七种功能受到灵魂呼唤而发挥作用，它们是：想像力、情感，悟性（理解力），智力，记忆力，意志力和良知。”
书里的中世纪精神再次被体现在一种极端的象征中，即天下万物都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的象征，连心脏的跳动和三连音节奏也不例外；后者是“三位一体原则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伟大的应用”！在十三世纪，莫城的主教菲利普·德·维特里称三连音节奏为“完美节奏”，因为“其名称即来自于神圣的完美寓于其中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
丹第先生还在书中宣称：“艺术起源于宗教”。这又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论断。按照这种逻辑，民歌反倒起源于格列高利圣咏，而不是相反了。照丹第先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艺术史成了某种宗教伦理的成就史；人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人强调自身尊严之前的阶段及之后的阶段。丹第先生写道：
“（人的）傲慢这个人类的大敌在中世纪由于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