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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四川、陕西等地看到大势所向，也纷纷公开表示支持。各省督抚甚至通过电报暗中约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如有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出任总统来维持国家稳定。
这一封封的往来电报，织就了东南互保的大网，也撕破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本来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朝廷的绿营糜烂不可用，中央政府被迫令各地督抚自募练军起，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实际控制的权力，不过靠着曾、左、李等重臣没有什么太大野心，慈禧在中央又有一定威望，还能勉强撑持着老大帝国的威严。有时候人人都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心理惯性使然，不敢作仗马之鸣而已。现如今，这一封封电报赛匕首，似投枪，放干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滴血。每个人都知道，清朝的统治已经完蛋了，大家擦亮眼睛，只等着看它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11年后的辛亥革命，也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经过河南洛阳、巩县、郑州到开封，再从开封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河南等省修筑铁路、电报，以致陕、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极其不便。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回銮”的旗号，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直隶线，全长1600华里，与山东、江苏两路电报联通，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
至于慈禧太后，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总算乖乖闭上了嘴，不再横生阻挠。
假设没有电报，而是依靠清政府古老而效率低下的驰驿，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人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东南互保”的核心精神达成共识，并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让各地督抚为之震动，顺利实行。电报赋予了“东南联保”以全新的政治内涵，其商议效率之高，实施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别说大清开国二百年，就是中华五千年来，也是匡古未有的政治奇迹。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邮传部风云
我们都知道，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统。它始建于隋文帝时期，在唐代得到完善与进一步的发展，从宋朝以后，三省制有所废弃，但掌管天下具体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制度却延续到清朝末年，前后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宣布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进行官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于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总理衙门改组成为外务部，随后又新成立了管理商业的商部、管理国内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对六部制度进行彻底的改组，在把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之余，又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邮、电四政，称为邮传部。
邮传部的政治职能，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
清朝末年，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清朝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军费和战争赔款，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空前弱化，虽然一再加税加捐，也开始课收厘金，但中央还是经常陷入财政窘迫、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中国的海关当时由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经营情况相对较好，年收入1200万两，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税源，也是各种洋务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电报总局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是借用了海关的经费来经办的。但是津沪线建成四个月，在一群腐败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甚大。身兼官、商两职的盛宣怀，自然想到了引入较为灵活、先进的商业资本来扭亏为盈。这个在前面说及盛宣怀时已经提到，不再细述，下面主要谈一谈中国的电报事业是怎么由“官督商办”又变回“官督官办”的。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经营情况好了，股票自然水涨船高。刚开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时涨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发红利20余元，最高时每股红利居然涨到35元以上，投资商们自然个个赚得喜笑颜开了。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先从百姓这边说起吧，中国电报局在晚清时期的派头很大，早期各地电报局皆为官办官用，门前都竖有“虎头牌”，上面还横着用馆阁体大字写着：“非传政令不得入内”，有近于“肃静”、“回避”等衙门大牌。所以老百姓们都敬畏地把它们称之为电报衙门。后来电报局逐渐转为民用，百姓们用得多了，敬畏之心日减，不满倒是与日俱增。不满的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曰贵，一曰烦。
贵，是不用说的，据时人笔记记载，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值50多块钱。换句话说，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就要掏500块钱——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要是发封跨洋电报，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要知道，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商人们是很猛的。曾经有这么个故事，英国公使巴夏礼有一次急等国内一条重要电报，可却迟迟不见送来，一直等到电报发出3天后，这份该死的电报才送到巴夏礼手中，气得堂堂公使大人满头是包，当即责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总理衙门追问电报总局，电报总局又追问分局，哪知回报上来，好悬没把巴夏礼给气乐了。分局理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