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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不变，但是事实毕竟是：他所抨击的制度在彻底摧毁了他所美化的制度后，越发迅猛地发展了。
菲茨休似乎非常同情弱者，口口声声为弱者穷人鸣不平，但他将人视为天生的强者和弱者、主人和奴隶，而又把自己归于天才，这岂非更加赤裸裸地蔑视弱者，自以为高贵？如果强弱贵贱天生注定，不是等于完全否定了人的后天努力和完善可能？更何况主人奴隶还是世袭！大概没有任何当奴隶的人会对这样的前景心生憧憬，也没有谁会稀罕这样得来的生存与安全。人毕竟不是蜜蜂，不分工蜂和蜂王。“人生来平等”的口号真是最生动地触及了一切“贱民”的内心最深处，不能不成为他们视为比生命更宝贵的价值。
菲茨休对自由的看法也相当胡搅蛮缠，他将自由与安全、自由与政府、自由与法律全都对立起来，显然是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在一起。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或从哲学和宗教的层次上说，受七情六欲束缚的人自然没有一个是自由的，但政治上的自由与专制之分还是有目共睹的。菲茨休的两分法是：奴役有饭吃，自由就挨饿。但是众所周知，没饭吃的不自由和没有政治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人作为生物所受的限制，后者是人作为公民所受的限制。其实，菲茨休也不反对自由，只是他将自由视为少数人的特权罢了。他写道；“模仿、规矩和奴隶制适合大众，自由和放任适合天才和生来就发号施令之辈……为确保进步，我们必须给天才松绑，将平庸之辈拴住。自由归个别人，奴隶制——不同形式的奴隶制——归大众。”
菲茨休的诡辩早就没人听了，不过有趣的是，他本人倒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奴隶主。他并不富裕，结婚后就“嫁”到女方，只有妻子名下的少许几个奴隶。他自学法律，偶尔接点活。他有儿女九个，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他私下也承认奴隶制的邪恶，只是不便在公开辩论中提及。他甚至反对种族仇恨，反对将黑人排斥在人类兄弟之外。战后，他在专门为解放后的黑人设立的“自由民局”中服务了一年多。在一片废墟中，他写道：“爱是比恨更美好的感情，过去六年我们恨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去寻找爱吧。”
以菲茨休为代表的南方奴隶制辩护家们早已彻底输掉了，他们没有在美国思想史中留下任何位置，即便是后来的保守主义也不是他们的精神后裔。但菲茨休的杰作却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上的坦率和彻底性，仍然能提醒读者去思考。他的写书与其说是剑拔弩张的辩论，倒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在测试自己驳倒对方的逻辑思维能力。虽然荒诞，倒也别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确实在推理辩驳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人类社会一些最带根本性的问题。任何政治哲学探讨的最终问题无非是人类社会的构建形式，何种社会才最符合人性，最公正，最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性到底是善是恶，还是非善非恶？人类有无平等可言？平等的结果是好是坏？自由是否必须？限度何在？人类社会的争斗演进无不围绕着这些基本问题展开，菲茨休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人们继续去深思的。“John CCalhoun on the Slavery Question，1850”，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DHeffner ed，New York：Mentor，a division of Penguin Putnam，Inc，1999）p146
“Daniel Websters Second Reply to Hayne，1830”，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125
Marquis James，Andrew Jackson，Portrait of a President（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37），p313
“Abraham Lincoln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1861”，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177
George Fitzhugh，Cannibals All！ or，Slaves Without Masters（CVann Woodward e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69
ibid，p5
ibid，p63
ibid，pxii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
内战解决的奴隶制是一个由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历史问题，随着这个古老制度的轰然坍塌，美国可以说也同时告别了“古典”时期。美国在头一百年中完成了建国，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内战后几十年的工业化则使美国旧貌换新颜。到20世纪开始时，美国经济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一，进步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可是财富的增长从来都不是平均的，贫富悬殊凸现，社会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以往那种相对简单的生活、相对一致的思想被搅乱了，简直是一去不复返，美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
但是与奴隶制相比，工业化带来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一些，虽然也伴随着暴力，但还不至于发展到战争。这是因为工业化毕竟大幅度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大部分美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益，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处于经济最底层的往往是新到的移民，而他们在母国的生存状态也未必更好。因此大部分美国人虽然感到不安和不满，希望社会改革弊端，但并不想剧变，不准备革命。他们把激进思想视为欧洲专利，这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保守传统在起作用。
改革的需要和愿望终于在20世纪初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是在两党合作一致基础上的一次进步运动，本质是借助国家的公共权力来限制过于庞大的私人经济权力，打破垄断，维护自由企业的自由竞争条件。工业化引发的问题暴露出放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进步主义是美国首次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革尝试，其幅度不可能很大。无论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还是威尔逊的新自由，都试图维持经济发展和限制垄断之间的微妙平衡，因为他们都逐渐意识到工业大集团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摧毁它也就将危及经济本身。进步运动主要是反兼并反垄断，是理解和接受一种崭新的经济现实和经济概念，故而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进步运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社会心理方面，美国人开始接受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某种限制，并且觉得政府有责任维护经济公正。
大萧条的爆发将美国推进深渊，如果没有这样的冲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在美国难以想象。新政时，大企业的经济现实已被接受，要解决的是紧迫而实际的民生问题，所以新政在本质上是实用的。在进步运动的基础上，新政大刀阔斧地再一次改革古典自由主义，其纠正力度之大足以改变其内涵。现在，政府不仅要担负起全面调节经济的责任，而且要对人民的生活福利作出一定的承诺。从新政到“四大自由”，美国人心目中的自由概念从消极的不受政府干涉演变到积极的指望政府扶助，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自由主义从此进入现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受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调节。设想，如果放任自由主义能够避免这样被改造的命运，那么现代自由主义就不会在欧美各国出现。变还是不变，这也许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随着政府功能的增加，联邦政府的规模也从新政开始不断扩大了。
在美国，“自由主义”这个词是到进步时代才被普遍用于政治的，它在20世纪初代表的是进步主义。也就在此时，古典自由主义开始被反对派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虽然他们自己并不接受。无论是实施新政的罗斯福还是反对新政的胡佛，都愿意自称自由主义，虽然他们各自理解的自由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这说明，“自由主义”这个词在进入美国大众政治后不久，就有了不同的品牌。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进步运动：修正的开始
1进步的困惑
南北战争后，美国彻底摆脱奴隶制的羁绊，经济迅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大批移民涌入是这个时期改变美国面貌的三大要素。由于科技进步，劳力充裕，市场自由，产销两旺，美国经济一跃而为世界之首。
然而，任何进步的取得都不可能完全不付出代价，在这几十年自由放任最典型的时期，财富飞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