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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是两种制度的决战，自由主义的美国清理门户，一举摧毁了奴隶制——其体内的畸瘤。战后，南方完全统一到北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去，挣脱羁绊重归一体后的美国活力洋溢，生机勃勃。但对失败的南方来说，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痛苦经历。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内战：自由主义清理门户南方的理论困境（1）
1南方的杰斐逊传统
南方虽然有摆脱不了的奴隶制，但这并没有妨碍它形成和北方同样的自由主义传统。美国革命的成功是弗吉尼亚绅士和马萨诸2塞清教后裔联手抗英的结果，双方在共和立宪上也无分歧，他们领导新生的共和国长达半个世纪。更有意思的是，开国诸贤中最重要的自由民主代表杰斐逊正是一位南方人，整个南方都为他感到自豪，维护着他的传统。当杰斐逊领导他所称的“1800年革命”将美国引向更民主的道路时，南方正是他的老根据地。
为什么恰恰是一位大奴隶主成了美国民主的代言人？这若非虚伪，岂不匪夷所思？其实看来奇怪，却也不怪，事情毕竟就这样发生了。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奴隶，自由人才感到他们彼此间的平等，希腊城邦的民主也是与奴隶制并存的。在南方，奴隶主们以一种优越的主人心态表现得宽容大度，他们在主持大庄园的过程中学会了管理国家的本领，庄园主之间有风度地平等参与公共事务。而同是社会中的上层，北方的富人必须面对一个心怀不满、易于骚动的底层。相比之下，南方绅士要安全得多，因此也容忍得多。奴隶是不容易作乱的，而下层白人由于种族优越论的安抚，也得到心理满足而与他们认同。在当时，相信白人优越与信仰人类平等似乎并不矛盾。
杰斐逊书写“人生而平等”时，也许就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心态中，他的民主理论不能以“虚伪”二字轻易处置。与其他革命领袖一样，杰斐逊并不赞成奴隶制，在《独立宣言》初稿中，他曾写了一段谴责奴隶制的话，但由于当时大敌当前，必须一致对付英国，大陆会议以团结为重而将其删去。奴隶制与独立宣言的自由平等理念相去甚远，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杰斐逊对此当然再清楚不过。但是对于一种如此深深编织进南方社会的历史产物，他也奈何不得。每当想起他钟爱的共和国里潜藏着这个隐患，他便惶恐不已，为他的国家感到战栗。也许他唯一可以庆幸的是，他总算没有活到大祸临头的那一天。
革命时期，美国政治人物无论南北，对奴隶制可以说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视之为“不得已之恶”，虽容忍，却不为之辩护。制宪者们在合众国宪法中默认了奴隶制，因为他们不想冒新生联邦分裂的危险。倘若当时不容忍，南北肯定成不了一个国家。但是宪法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奴隶”一词，表明制宪者们耻于提及它，因为奴隶制与革命立国的精神完全不符。他们还在宪法中规定，奴隶的进口必须在二十年后结束。很有可能，他们是希望奴隶制在南方能像在北方一样自然消亡，因而暂且搁置，存而不论。
2卡尔洪维护奴隶制：强调州权和少数权利
到了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在美国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并且由于领土西扩，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南北关于奴隶制的冲突。虽然双方达成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和1850年的大妥协，但是问题仅仅被推迟和搁浅，从未得到真正解决。
南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前景暗淡，一是北方因为启动工业化而实力大增，二是庞大的西部已经崛起。西部由于地理自然条件和经济人文因素，更可能与反对奴隶制的东北部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站在一起。南方已被逼向少数地位，再不可能与北方势均力敌，其社会结构也必将随之面临危险。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制度原封不动，南方在1830年前后开始放弃原先的立场，改变策略，为保障自己的未来作准备。
作为南方代表的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约翰·卡尔洪是美国内战前政坛三巨头之一，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代表北方，亨利·克莱代表西部。卡尔洪原本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后来由于充分意识到南北冲突的严重性和南方面临的险境，不得不改变立场，为本地区的利益辩护。他死于内战前的1850年，临终前不久，他在国会的发言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断言，联邦正在分裂，已经不存在全国性的政党了，连教会也成了区域性的，原因是北方的强大打破了制宪时南北的区域平衡。北方控制了联邦政府，将关税强加于无助的南方，还不让南方平等地进入新领地。他还抱怨，从1835年开始废奴主义者不断地攻击南方体制。然而和所有自知理亏的人一样，卡尔洪只是一味抱怨别人对他说三道四，却绝口不提奴隶制本身是否应该受到攻击。
卡尔洪指出，1790年宪法刚实施时，全国人口近400万，北方只比南方多45万人。当时共有16个州，南北各8个。由于奴隶按五分之三个自由人计算，所以北方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略占优势，但仍在南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这种平衡是当时各州愿意加入联邦的基本原因。到了1840年，这一平衡已被打破，全美总人口达到1700万，北方将近1000万，南方只有700多万，相差约240万。北方有众议员135人，南方只有87人，相差近50人。北方在州数上也超过了南方，因此在参众两院和选举人团里都占绝对优势。由于他们左右着政策倾向，南方被排斥在公共领地之外，无法建立新州，照此发展，趋势只会越来越有利于北方。
更有甚者，北方仇视南方的社会组织和种族关系，视之为美国的污点，必欲消灭之。北方两党对废奴宣传不仅从未加以制止，反而逐渐受其影响，大众亦然，连强大的宗教体系也未能抵制，他们的这一仇视随时可能转化成行动。在北方的绝对控制之下，联邦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立法来为他们服务，而南方却完全无力阻止这个政府来摧毁南方的现存体制。联邦的纽带已然被削弱瓦解了，除武力外，将再无维系的力量，因此南方已经无法安全而有尊严地留在联邦内。应该说，卡尔洪的推理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准确地预见了事态的发展。南方确实只剩两条路可走——要么废奴，要么脱离。遗憾的是，他始终无反思之诚意，从不反求诸己。
诚然，卡尔洪本人还是想维持这个联邦的。他提出了几点要求，作为南方留在联邦的条件：1）满足南方对新获领土的平等要求；2）北方必须严格执行逃奴法；3）北方停止废奴鼓噪；4）修宪，以保障南方自卫权利。卡尔洪认为，美国当时的情况是，一个地区由于人数的优势而完全控制了全国政府和制度，少数沦为多数的牺牲品而无力自保，双方对立而仇视。针对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所造成的弊病，他提出“一致多数”（concurrent majorities）的理论，即全国立法必须取得各地区的多数，这是他从少数的利益出发，试图限制多数优势的策略。据此理论，他也曾建议过设立双总统制，一个代表北方，一个代表南方，各自有否决权。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如果现在不解决南北冲突，恐怕将来再无机会。如果北方不能答应南方的条件，请明说，让我们和平分手。他很无奈地表明；“我已经充分、自由、坦白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可能的话，就挽救联邦，不行的话，就挽救地区。无论发生什么，我已经没有责任了。”
卡尔洪从制定宪法时的背景入手，强调南北势力的均衡，诉诸州权和少数权利。他利用宪法对奴隶制的默认，强调南方的宪法权利和南方作为少数的权利，以防止北方作为多数将其意志合法地强加于他们，但他却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少数权利理论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即使在南方，拥有奴隶和庄园的人也只占白人的极少数，大庄园奴隶主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卡尔洪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已经开始背离杰斐逊，他不再否定奴隶制，但也不肯定，只是说如若摧毁奴隶制，对南方的白人和黑人都将是一场灾难。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内战：自由主义清理门户南方的理论困境（2）
州权论的不彻底性
州权与联邦权之争是美国早期政治的一大焦点，长期骚扰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直到打了一场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