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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子好象微微动了一下，我能肯定不是伤口的抽痛造成。
“好奇心别超过我们交易的范围，伯爵大人。”
“一个德国军官被枪击并负伤，这不是件小事，盖世太保和警察们一定会展开调查；当然，如果这位军官毫发无伤，案件只是牵涉到关于法国人内部的私怨时，那这只是不起眼的治安案件，严重性就小得多。您是打算这么向上级交代的吗，少校？如果你真的要如我所猜想的刻意淡化这件事，那我不得不认为你其实……是认识那个凶手的。”
金发的男人已经不能再保持他冷静的外表了，我尖利的词语狠狠戳破了他的的伪装。他的加重的呼吸声透露了内心的不安。
“我真惊讶，您又让我刮目相看了，伯爵！”波特曼少校盯着我，“好啊，我也没打算否认。不过即使您知道了又如何呢？这对您有什么好处？我劝您现在趁这些护照还没沾上血，带着它们立刻离开，装做什么也不知道。”
护照，是的，我看到了。他或许知道我还挂记着这件事，所以在提醒我：我们的关系很微妙，我还要靠他来完成后面接送英国飞行员的任务；而他当然也得靠我的配合来躲过接下来的调查。
我知道什么叫做“适可而止”，也知道怎样做才能留给自己一个回旋的余地。
坦然地把那三份来之不易的东西装进口袋，我穿上外套，耸耸肩：“好吧，少校。您需要休息了，请暂时忘掉我刚才那些话。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您需要我为您做某种证言，我会很乐意的。”
波特曼少校没有像个尽职的主人一样替我开门，他用冰蓝色的眼睛冷冷地目送我离开，又点燃了香烟。但是在我几乎要踏出这扇门的时候，我听到了背后传来了极低沉的声音：
“谢谢……”
他快输了……
我的嘴角抿起了微笑：“不客气。”
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昨晚的一夜未归让母亲、多利奥小姐和安德烈十分担心。我解释说只是临时决定到一个朋友那儿商量些事情，但是母亲并不接受我的道歉。
“那你也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孩子。”她的话语里有些微怒气，“巴黎不再是个安全的地方了，你应该明白。”
“我真的很抱歉，妈妈。”还好我已经换过了车窗玻璃，没她知道昨晚的事情，否则就更麻烦了！
“你得保证以后随时让我知道你去哪儿了，这样即使有什么事我也好及时地通知你。”
“向您保证，夫人。”我笑着挽住她的手臂，“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您就不让我有机会吃您的馅饼。”
母亲温柔地握紧了我的手：“好了，一言为定。你快去给剧团打个电话吧，一个叫弗郎索瓦的年轻人今天很早就找过你，或许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我马上去。谢谢，妈妈。”
我在书房里用过早餐，弗郎索瓦确定我到家后也匆匆地赶到了。他向我询问了昨晚的情况，我简单地讲了遭到袭击的事，然后说出自己的怀疑。
“开枪的人很可能是海因里希·贝尔肯中士，目标也许就是我。”我回忆着在饭店窗前看的那头红发，“我不清楚这究竟是少校授意的结果还是他自己的私人行动，但是他确实在附近出没过，而且行迹可疑。”
“需要我调查他吗？”弗郎索瓦问到，“露旺索也认为当初我们忽视了这个人，希望现在补救还来得及。”
“当然，尽快去办吧。”我点点头，岔开了话题，“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吗？怎么了？”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不想把少校因为掩护我而受伤的事情告诉我的同志们，我不知道是因为害怕他们误解什么，还是因为我本身还隐藏着其他的念头。我始终认为我和少校的恩怨最后还是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这是我狭隘的复仇思想在作祟，可我不愿意放弃。昨晚的事情在我和少校两个人的心照不宣中必然会淡化很多，但我却对另一个参与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有种预感：他会让我知道更多的东西。
好在弗郎索瓦没有发觉我这一瞬间的想法，他朝我倾过身子，压低了声音说到：“计划的时间有点变动，英国人提前到了巴黎。”
我的肌肉一下子收紧了：“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
“昨天凌晨3点左右，戴西说他们已经从霞尔特尔的教堂秘密离开。因为德国人在附近听到了风声，神甫也没办法再继续收留他们，所以只有提前进入巴黎。现在必须尽快让他们离开法国。”
“护照倒是没问题。”我从身上掏出那三张证件，“到目前为止波特曼少校还算配合，但是如果要修改时间会很困难的。”
“是啊。”小伙子皱起了眉头，“可是我们的临时安置点也不太安全。如果在那个公寓里呆得太久是会被怀疑的，况且他们的英国口音那么重……”
我觉得头疼，现在剧团里“户外演出”都得得到警察局的批准，要想改动时间将牵连到很多人：“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还算好，除了一个在空降的时候被划伤了左臂，其他的两个健康得不得了！”
“我去见见他们，或许可以协调一下。”
“恩。”我年轻的同志也表示同意，“那么我来安排时间好了。”
在克拉维尔街上有个不大的香槟俱乐部，自从巴黎食品供应进入困境之后它也就处于半歇业的状态，临街的一半房间成了旅馆，勉强在艰难的处境中生存下来。
我在下午四点左右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门厅里那盏昏暗的吊灯就已经打开了。一些衣着寒酸、神情木然的住户从我身边走过，没有对我们投以任何关注。
我抱紧了胸前的纸袋，像个来探望朋友的普通人，跟着弗郎索瓦来上了三楼。脏乎乎的墙纸和壁灯都让我感到不快，周围散发着一股讨厌的霉味，这地方光是看着都让人郁闷，住久了更是难受。
弗郎索瓦敲了敲304号房间的门，三下慢，三下快。里面传出两声咳嗽，他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张粗犷却英俊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进来吧。”年轻人带着我很快钻进这间只有50平方米左右的小公寓，然后轻轻关上了门。
三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或坐或站地呆在里面，看着我的目光都带着一点疑惑和警惕。
“别紧张，朋友们。”弗郎索瓦摘下帽子为我介绍到；“这位是夏尔特·德·诺多瓦伯爵，你们这次逃亡的最终负责人。”
这三个英国人的神情缓和了一些，露出友好的眼神，我也很快认识了他们：那个黑头发，留着小胡子是查理·威尔逊下士；手臂上包着绷带，脸上还有雀斑的年轻人是杰纳德·班森下士；而个头最高，有着深褐色头发，来为我们开门的那位，则是这个行动小组的长官乔治·洛克中尉。
“很高兴认识您，伯爵。”这个男人用带着浓重英国腔的法语对我表示欢迎，使劲握住了我的手，他热情的黑眼睛几乎让我以为他有意大利血统。
“我也一样，中尉。”我不留痕迹地从这让手掌发痛的礼节中争脱出来，笑了笑，“我这次来是想看看你们，同时告诉你们原来的计划安排。”
“是的。”他笑笑，“我猜其实您更要告诉我们，现在要更改是很困难的，对吗？”
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我稚气地偏着头想了想，决定开门见山：“其实不是困难，而是－－非、常、困、难！”
天鹅奏鸣曲（十七）
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乔木都落光了叶子，露出丑陋的枝干。
其实我很怕冷，每到冬天都喜欢回到阿曼德庄园，在周围铺着皑皑白雪的的林间漫步，然后坐在古老的壁炉前写出一首首轻柔的小夜曲，等待着12月24日晚上的弥撒。
而现在我很难想象一个多月后的圣诞节自己会怎么样度过：我呆在巴黎，窗外是纳粹的军靴和步枪，火鸡很难买到，黄油少得可怜，没有象样的礼物，甚至连圣诞树都只能用不超过一米的小柏树苗代替。虽然母亲在我的身边，可是另一个位置却空了出来，本应该由我弹着钢琴作为伴奏的甜美的女声独唱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有了，并且，我找不出可以代替的东西。
但是在我为此烦心之前，还必须操心该怎么送走三位英国客人。他们住在廉价的公寓里，连门都没出过，说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