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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有必要作一回顾。关于由主要盟国占领德国一事曾经研究了很长时间。1943年夏季，我所设立的以艾德礼先生为首的一个内阁委员会，在参谋长委员会的同意下，建议：为了有效地解除德国的武装，应把德国全部占领；应该把同盟国的兵力分布在大小约略相等的三个主要区域，即英军在西北的区域，美军在南部和西南部的区域，俄军则在东部的区域；柏林应该单独成为一个共管的地区，由三个主要盟国分别占领其一部分。这些建议得到了批准，并且送交欧洲咨询委员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苏联大使古刹夫、美国大使怀南特和外交部的威廉·斯特朗爵士。
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题目似乎纯粹空谈。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战争将在何时结束和怎样结束。德军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还占有广大的地区。英美的军队过了一年之后，才插足到西欧，大约经过两年后，才进入德国。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当时被认为不是很急迫，不是很现实到足以向战时内阁提出。正像其它许许多多着眼于未来的值得称赞的工作一样，它们在战争打得起劲的时候，被搁在一边。在那些日子里，关于俄国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它一旦恢复了它的边界以后，不会再继续作战，到了那个时候，西方盟国很可能还需要试图说服它，叫它不要松劲。因此俄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的问题，在我们的思想中，或在英美的讨论中，不曾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黑兰会议的领袖中，也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1943年11月我们在归途中聚会于开罗的时候，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不是出于俄国的请求。在德国的俄国占领区仍然停留于一个空论的概念上，似乎认为那样的事情太好了，恐怕不会实现吧。但有人告诉我说，罗斯福总统想把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调换一下。他要把在德国的所有美国部队的交通线直接通到海口，而不必经过法国。这个问题牵涉到许多细致的技术上的争辩而且跟〃霸王〃作战行动计划的许多问题有关。这在开罗没有达成什么决议，但是以后引起了总统和我之间频繁的通信来往。英国的参谋部认为原计划比较好，又看到如要改变计划将引起许多不便和混乱。我的印象是他们的美国同僚们颇为同意这种看法。1944年9月在魁北克会议上我们之间达成了一个肯定的协议。
总统显然被军方的观点所说服，他把一张大地图摊在膝盖上。有一天下午，当着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多数人的面，他口头表示同意我维持现有的安排不变的意见，不过美军应该在附近的地方越过英占区得到一条直接通海的出路。不来梅和附属于它的不来梅港，似乎合于美国的需要，因此我们同意了他们在这个地带上的控制权。这个决议当经标明在所附的地图上。我们大家觉得在德国设立一个法国占领区还嫌过早，至于俄国则连提也没有人提。
1945年2月，我们在雅尔塔未经进一步的考虑而采纳了这个魁北克方案，并把它作为指导基础来就将来德国的东面边界问题进行多次没有结果的讨论。于是这个问题留待给和平条约的会议去解决。就在这个时刻，苏联军队大批蜂涌越过战前的边界，而我们祝他们获全胜。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奥地利占领区的协定。斯大林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同意我的强烈呼吁，就是应该在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里划一部分给法国人，而且应该在盟军管制委员会上给他们一个席位。大家都很明确经过协议定下的占领区不应该妨碍军队的作战行动。
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谁先到那里，谁就可以拿下来。我们在克里米亚分别时，我们不仅是盟国；也是朋友，大家面对着一个还很强大的敌人，我们全部的军队正在激烈的不停顿的战斗中跟那个敌人作斗争。
在那时以后的两个月中，我们看到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扣人心弦的。希特勒的德国已经完蛋，他本人也即将灭亡。俄国人正在柏林作战。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大部分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俄国跟西方盟国的整个关系是处于变动之中。每一个涉及将来的问题在我们之间都悬而未决。雅尔塔的协议和谅解，当时是那样的，现在已经被胜利的克里姆林宫所撕毁而甩在一边。新的危险，或许像我们所已经克服过的一样可怕，已经幽然出现并瞪着四分五裂的受折磨的世界。
我对于这些不祥的发展所抱的忧虑，即使在总统逝世以前也已经明显。据我们看来，他本人也觉得不安和烦恼。关于他对莫洛托夫就伯尔尼事件的指摘感到愤慨一事已见前文。尽管有艾森豪威尔军队胜利前进，杜鲁门总统在4月的后半月仍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可怕的危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尽力要给美国政府一个印象，就是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当东西方盟军的前线互相接近而夹攻德军的时候，我们西方国家的军队不久将大大地越过我们占领区的界线。
下面的电报表明如果其它的协议也得到尊重的话，我绝不会主张取消我们关于议定的占领区的诺言。然而事实渐渐使我相信，在我们的军队停止前进或者甚至于撤退以前，我们应该设法跟斯大林当面会谈以便确能达到一个有关整个现状的协议。如果我们严格信守着一切协议，而苏联人却把一切能得到的东西都抓在手上，丝毫不顾他们所承担的义务，那真将引起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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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4月5日我就致文罗斯福，严肃地请他提高警惕。
……我心中相当明了，苏联的领袖们，不论是谁，对于盟军在西方迅速前进，和几乎全歼我们战线上的敌人，感到惊奇和仓惶失措。尤其因为他们说过，他们在5月中旬以前还不能发动决定性的攻势。所有这一切显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俄军会师的地点应该尽可能向东，而且形势许可的话，就进入柏林。
我不妨提醒你一下，我们建议过并且认为我们在六个星期以前已经商定过在奥地利的临时占领区，但是自从雅尔塔以来，俄国人还没有送出有关这些占领区的批准文件。现在他们既然已经处于取得维也纳的前夕，而且很可能他们会占领奥地利的全境，我们为慎重起见，应该在北方尽量多占据一些地方。
我们应该经常关注，俄国人电报中的粗暴态度，是否预示他们正在准备作某些政策上的深远改变。就整个来说，我认为这不过是他们在烦恼或嫉妒时的自然表现。正为了那个理由，我认为极端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两国应该抱着坚定而直率的立场，澄清气氛而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忍受侮辱也有一定的限度。我相信目前这是挽救将来的最好机会。
如果他们永远以为我们怕他们，而且能凭吓唬来使我们屈服，那么，我对我们和他们的未来关系及其它许多事情，真要感到绝望。
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建议，既然东西两方的军队应该不受分界线的约束而前进，那么任何地区逢到两军相遇的时候，任何一方应该可以不客气地建议另一方退到他们的占领区的界线以内。决定提出请求和命令撤退之权应该属于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这时，除作战上需要外，撤退当即开始。我认为这个建议提得过早，而且也超过了当前军事上的需要。因此我把下面的一个备忘录发给参谋长委员会以便他们跟他们的美国对手们在讨论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提案时有一个指导方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4月7日
当双方军队相遇时，经过开头的互相招呼以后，他们应该彼此相对地停留在各自的阵地上，除非附近的实际军事行动需要他们作协调的行动。这样，如果我们渡过了易北河而推进到柏林，或者在柏林和波罗的海之间的一条线上（那是完全在俄国的地区以内），我们就不应当把它视作为军事上的问题而予以放弃。这是关系国家的事情，应该在三国政府之间加以考虑，并且应该和俄国人在南方的行动联系起来考虑，在那一边他们即将占领的不仅是维也纳而且是整个奥地利。
我们不应该过于急促地从已得到的任何地方撤退，以致连需要向华盛顿和伦敦政府请示的几天工夫也没有。我对于这件事情极为重视，不赞成让这一类建议交由参谋一级〔去决定〕。必须向总统和我请示。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我们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所建议的拖延时间的行动。那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