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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龙夫：同中西功一样，从巢鸭监狱释出后，仍继续从事日本进步活动并研究中国问题。日共重建后，曾被选为熊本县委员长，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 年代初，受王学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请，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应邀来我国叙旧，由汪敬远、张明达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处故地重游，与尚健在的老战友们共话当年。
在南京，在当地工作的邱麟祥为向导，他们满怀激情地寻访了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庙、秦淮河畔、朱雀桥头，他们寻寻觅觅、指指点点、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时而开怀畅饮、笑253 谈当年。说到开心处，或仰天大笑，话到伤心时，却又以泪洗面。当他们走进当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栋砖木结构的小楼房时，更是百感交集。这时的西里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宾的身份，就像当年“中联社”的指导官似的当起向导来了。他对每层楼每间屋曾是什么办公室？有些什么职员？都说得清楚明白，历历如在目前。
汪敬远：没有辜负妈妈的希望。凭他的机智，出狱后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国诞生后，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门工作。
陈一峰：出狱后，奉组织命令，走上新岗位。新中国诞生后，在公安机关办公室工作。
从他们几位的简略纪要里，读者不难看到，这个群体（所谓“中共谍报团”）的成员们，为党的革命事业，都经历了严峻考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态度，是无可挑剔的。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情报是为战胜对方服务的，古已有之。掠夺奴隶，需要先探知对方的活动集结地和人数、实力，这就要先派人去偷窥回告。我国著名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专有《用间篇》，为我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各方面统治者奉为圭臬、战胜敌手的经典。任何国家、政党、社团、军队，以至家庭妯娌之间，要战胜对方，都要有侦察。当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功勋，至今没有得以真实正确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观、客观的原因，有国际、国内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阐明这些原因，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而且可以发出很有意义的议论。但是，这是政治家们的事，不是本书作者所
要描述的范围。
中共的情报工作创始于“四·一二”事变前后，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血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机关驻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为了抵抗敌人的残酷进攻和保卫自己的生存，确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开辟了革命的情报工作。由于保卫国家、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这项工作获得了各方人士奋不顾身的拥护和支持。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继形成，这项工作向最广泛最深入层次发展，甚至超越了阶级和国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使敌人意想不到的胜利。
情报工作实质上是第二条战线的隐蔽斗争，从事这种斗争的人员，有人被称之为“间谍”，有人被称之为“特务”，这些都是贬称。我们则称为情报员或侦察员。他们同第一战线的将军、主帅不同，后者战功显赫，勋章满胸，随之名声大振，流芳四海。而情报工作者则往往是无名英雄，黄土一抔，长眠荒丘，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业迹是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或由于特定的原因一时不能公布的。中共的隐蔽斗争先驱战士、卓越领导人之一李克农生前曾倡议，要为中共隐蔽斗争战线上的卓越战士树碑立传。这一主张是公正的，合理的。
张敏：那个被郑百千视为”神秘女史”的人，在这个“谍报团”里，她是个埋头苦干的情报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她对事物的客观思索，较之活跃的汪敬远、陈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终归宿，却不那么尽如人意，甚至可谓不幸！
她继“老中医”李得森之后被捕，因查无实据，最终被作为李得森的家属释放。出拘留所后，生活无着落。她设法捎信给在苏北根据地的张明达，要求到苏北根据地去。经组织批准，她到了盐阜地委教育单位工作。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李得森到新四军军部时，组织上电召张敏到军部，让他们夫妻俩重逢团聚。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内务部工作。后来李得森因受潘、杨案件牵255 连被捕后，张敏曾几次要求探监，因没有探监制度，均遭拒绝。为此，在“反右运动”时，她在小组会上说了句“日伪统治时期，犯人还允许亲属探监，我想去看看老李也不获准。”而竟被打成“极右”，送到山西省一个煤矿当小学教员。历时20 多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才得以返回上海女儿家养病。令人同情的是，这时的她，就像一只羽毛凋秃受伤的老燕，惊魂未定，还未来得及看一眼那一片属于她的新生活，竟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悄悄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唯一可以告慰她的，只有组织上为她举行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且想方设法找了几位当年曾经与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并一一发了讣告。远在武汉的、曾经和她同铐一付铐子的郑百千也专程赶到了上海。在追悼会上，吊唁的亲友挤满了大厅，遗像四周摆满了花圈，有许多是老单位、老领导、老战友送的。郑百千和倪之骥、汪敬远特订了一只大花圈，签上了因故不能前来吊唁的张明达、邱麟祥等人的名字，放置在最前排。他们亲切地慰问了她唯一在场的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并帮助她（他）们接待来吊唁的人们。
在哀乐声中，郑百千凝视着神情自若的遗像，脑际里出现的却是在囚车上他亲眼看到过一眼的“神秘女史”的形象，耳边同时回响起她那坚定的声音：“坚强一些，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一串滚烫的泪珠，便忍不住夺眶而出。。他心里默默念道：
“生活，你能不能对我们公正些呢？”
“。。！！”
张敏因为一句话而被打成“极右”，却是因潘杨案件李得森被捕而连锁引起的。不妨可以认为，这一群“谍报团”成员，因潘杨案件受牵累、遭不白之冤，是毫无道理的。予谓不信，请看“史无前例”中的事实。
这些参与上海情报科地下工作的每个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为叛徒、特务，都没逃出这场“大革命”的灾难。够不上叛徒，便是“老反革命”。
“叛徒”，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第一位的敌人。这顶帽子，重逾千钧，可以把一个坚强的、内外红透的共产党员压垮、压碎、压成齑粉。
于是，他们一个个，或被监押牢房，或被押解劳改农场、工厂。至此，大概可以允许我们冷静地问一声：“为什么对他们如此不公正？。。”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清除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 年12 月，党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本着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全国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的平反。
然而上海情报科这群“反革命”却不是那么容易翻案的，因为他们曾属潘公麾下，在“潘杨”案件发生后，曾被上面定了性、判了罪的，服刑十来年了；没有被判刑的，则被劳改、内控使用等等，而他们确实是无辜的。
就拿那个当年日本特务眼里的“小把戏”，现在共产党的“老把式”、“造反派”眼里的“老反革命”张明达来说，当年，他提着脑袋往来于宁沪线上，不知有多少重要情报曾经通过他的手，迅速无误地转手程和生飞向延安。上海情报科遭到破坏后，他两次到苏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他随军北上，到了东北。参加西满根据地的开辟和内蒙自治区的创立。之后又参加东北大区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工作，支援全国解放。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东北一个大兵站负责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继之，他又为创立我国空军所需的地面支援，领导东北各省修建几十个军用飞机场。大区撤销，调至中央参加计划经济的开创和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具体工作。
他在革命实践经历中，包括在“文革”中，因为在上海情报科工作期间当时领导人的决策，而被蒙受风雨霜雪时，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心：“真理是永存的，诬陷不实之词是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