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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模式化动作，性变态、自我侵害以及乱吃粪便和铁笼上的油漆也是囚养动物的常见病状。学者们已经对某些致病因素进行了实验分析，如兽笼的大小。但精神病学领域纷繁广杂，各类研究仍然太过散乱，无法判明囚养动物的这些反常状态有多大的可逆性——用亨利·韦科尔（HenryVercors）的话说，囚养动物经常变得“非自然化”。于是，转移法成了让野生动物回归自然的主要方法。例如，一些在斯洛伐克森林捕获的熊被运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因为曾经有一头迁入母熊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尽管最后死在了一个猎人的枪口下。
生态学之梦
当动物园竭尽全力地克服着囚养方式的内在难题，其他濒危物种保护方法开始显现威力。有识之士力图通过立法途径遏制野生物种灭绝率的上升（50年内灭绝1/3）。1973~75年的华盛顿植物和动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onInternationalTradeofEndangeredSpeciesofFaunaandFlora，CITES）在三份附录中列出了禁止出口的物种，尽管效果有限，但它标志着一个重大的飞跃。法国在1974年的立法＇《官方杂志》（Journalofficiel），11月23日＇）被J•；V•；多马兰视作无效，因为它将动物园和实验室从自然生境中获取动物合法化了，而动物园和实验室就是蛇的头号天敌。动物园长们组会结盟，积极投身野生动物保护事业。1967年，国际动物园长联合会（InternationalUnionofZooDirectors，IUDZG）与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nternationalUnionfortheConservationofNatureanditsResources，IUCN）结为同盟。IUCN曾出版《红色数据》（RedBooks）、《动物血统簿》（Studbooks）以及濒危物种评测和专论（野牛，1932年；麋鹿，1957年），对动物保护立法和保护区建设关心备至。它的囚养工程（囚养专家集团，CaptiveBreedingSpecialistGroup，CBSG）是由一名动物园长领导的。IUCN与商用动植物贸易资料分析网（TradeRecordAnalysisofFaunaandFlorainmerce，TRAFFIC）也建立了合作关系，1973年之后，它对由联合国环境工程（PNUE）资助的华盛顿公约的实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十一章 自然模仿（4）
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协会纷纷制定了自己的濒危物种保护计划。动物园领导人们提交了保护方案，也编写了各种版本的《动物血统簿》，包括H·G·克劳斯（H。G。Klö；s）的黑色和白色犀牛血统簿。他们的角色太过活跃，以至于野生动物保护本质上已经被看成了囚养工程。欧洲和盎格鲁…萨克森的保护计划（EEP和SSP）尤其倾向于此。它们规定，一个物种在短期内所受到的威胁越大，保护区就应该囚养越多的该种动物，就应该越快地将它们从野生环境中拯救出来，这是为了“在100年的时间里保住野生动物基因池90％的平均杂合性＇基因潜能＇”。以这样大的规模将一种已经岌岌可危的物种移出野生世界显然有导致它彻底灭绝的风险，失去了天地精华的哺育，囚养动物也无法逃脱基因衰变的命运。一些人甚至怀疑这样的解决方法是不是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
可行性也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一大问题。1967年的《动物血统簿》只包含4个物种，1980年是20个，1996年也不过130个而已。如果说70~80％的哺乳动物甚至不在登记之列，动物园何以保护上万种濒危动物？据估计，在172种几近灭绝的物种之中，动物园只能保护3％，也就是目前所有已知生命形式的0。00017％。若细谈亚种，目标选择更是难比登天：譬如，在北美动物园的500种老虎中，有40％被确定为亚种，其他皆为混种——哪一些应该得到保护？再来看看空间问题。根据U·S·西尔（U。S。Seal）在1991年的估算，即使所有动物园在200年的时间里将所有可用空间（根据ISIS的数据库）全部用于动物保护，它们也至多能够拯救2000个濒危物种。最后，囚养保护的成本也近乎天文数字：
如果我们选出2000种动物，每一种收养500只，用低于食草动物的饲养成本（每只霍加狓为625英镑）养上30年，那么我们将花费250亿美元，用这么多的钱差不多可以把一个人送上月球。
在《行动计划》（ActionPlans）所提到的418种濒危动物中，只有19种是准备放归自然的动物。卧龙保护区（Wolong）的一名中国研究者张河民（音）在《中国日报》（ChinaDaily）上坦言，“人工饲养这么多的大熊猫，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处理它们，这不是理想的做法。”
一些成功的放归行动或许对动物园寻找新出路有所启发。有两只欧洲野牛崽获得了自由，但生活在一片80公顷的土地上，而且就在养大它们的波兰农场附近。1992年，有人将39只囚养秃鹫中的8只放归蓝天，其中有7只在1993年仍然存活无恙。一项最初一败涂地的金色绢毛猴放归实验最终在1976~84年间获得成功，经过渐进训练，这些猴子已经适应了野外生活。1950年之后因过度捕猎而急剧减少的阿拉伯羚羊的保护工程则体现了政治支持的重要性。许多羚羊在1962年被分配给了12家动物园（最初是3家）和私人收藏者，1980年，它们迁入了25000平方公里的Jiddatal…Harassis沙漠，从此得以在法律和地方民众的保护下茁壮成长。
IUCN在这些成功的尝试（当然也有例外）之后提出，要想避免基因衰变，原始生境之外的囚养只能是短期性的，而且所有的囚养工程都必须将放归工程考虑在内。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开始认同，动物保护不可能脱离“动物群…植物群…生境（Fauna…Flora…Habita，FFH）”这个指导原则，生态系统由各种交互影响的要素组成，而动物应该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保护野地几乎肯定能拯救大量的植物和动物种，特别是不在濒危物种之列的昆虫。少数机构和动物园已经明白，更有效的方法是阻止洪水，而不是打造像太空船一样昂贵而又虚无缥缈的诺亚方舟。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WideFundforNature，WWF）在原地原境保护马达加斯加狐猴，就像巴黎博物馆和J·…J·彼得（J。…J。Petter）一样。法兰克福动物园为黑角（Pointe…Noire）放归中心代养了一只猴子，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尽管仍鲜有追随者。动物园似乎感觉到它们需要另辟新径，需要“超越动物园的角色”，需要在教育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动物放归系统缔结更为紧密的纽带——迄今为止，这样的系统仍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是私人行动的成果。简•；古多尔为猴类保护树立了榜样。赞比亚的D。西德尔（D。Siddle）、S·西德尔（S。Siddle）和苏门答腊的埃夫林家族（Avelings）将来自动物园或实验室的受伤动物照料痊愈后放归自然。1996年，HabitatEcologiqueetLibertédesPrimates（HELP）成功地将刚果林业委员会的7只囚养小黑猩猩送回了丛林。它们在刚果南部的孔夸提岛（ConkouatiIslands）获得自由，研究者通过无线电项圈追踪了它们的活动，结果发现母猩猩与当地野生群落的融洽程度胜过雄猩猩。
兽医M·安克雷纳兹（M。Ancrenaz）写道，动物放归工程是“教育地方民众和广大公众”的绝好工具，对“制止毁灭性的人类行为（偷猎，砍伐森林）”极为有效。单是老虎的例子就足以证明人类态度的转变。印度杜德瓦国家公园（DudhwaNationalPark）的保护主义者阿扬·辛（ArjanSingh）开始释放老虎，短短半个世纪前，老虎还是印度人眼中不可不除的食人恶兽。
在美国的许多付诸讨论的该类项目中，有3个濒危动物养育计划结成了硕果：第一是圣迭戈的野生动物公园（1800亩，1972年创建，动物学会资助600万美元），它也是唯一一个向公众开放的保护区；第二是位于弗吉尼亚弗兰特罗亚尔镇（FrontRoyal）谢南多厄山谷（ShenandoahValley）的国家动物园动物保护和研究中心（NationalZooConservationandResearchCenter，由华盛顿动物园�